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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举国欢腾。
每个家庭的欣喜是相同的，但相同的欣喜后面却各有各的不同忧虑。我们家的忧虑首先是如何离开重庆。因为我父亲订单的来源基本上是财经界，他的雇主——各大银行纷纷迁回南京，我们也必须举家东迁，而从重庆到南京的交通，对我们家来说正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时，唯一的通道就是坐轮船沿长江东下，但对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来说，哪轮得上坐轮船？我们只能在重庆干等。
有需要就会有生意，于是轮船公司就增加了一项业务，一条轮船左右两边各绑一只大木船，由轮船拖带着沿江而下。轮船的船票不仅昂贵，而且也要排队慢慢等。而对绑在两边的木船来说，长江三峡几乎就是一道鬼门关，那一段航道，不仅两岸高山峻岭耸立、阴森可怕，而且水面下暗礁林立，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水流湍急，江面险恶，单只的轮船尚且经常出事，更何况被绑在两边的大木船？你要坐大木船东下，无异于把命赌上。为了全家的生计，我们只好冒险。我们的木船总算被拖到了宜昌，一到岸口，船主就催促大家赶快上岸，因为船在过三峡时船底已经破了一个大口子，底舱已经进水，必须赶快上岸逃命。果然，乘客离船上岸后不到半小时，那条木船就完全沉下水了，乘客的行李也都随之泡汤。幸亏轮船公司还有点责任心，把这两船逃生的乘客安排在一个地方，于是，我们家第二次过上了难民收容所的生活。在宜昌滞留了一二十天，我们总算被送到了南京。幸运的是，一到南京，我父亲就在一家大银行里面得到了大厨的职位，全家在珠江路旁租到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了下来。
记得我家离开重庆时，父母亲要我把一根粗粗的布腰带贴身地缠在腰上，遮盖在内衣里，日夜不许离身，还告诫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命根子。”那根腰带里鼓鼓囊囊的，还有一点小硬块，我估计是小金块或金戒指之类的东西，抵达南京后，我总算把这根布腰带解下来交还给了父母，这是我唯一一次被赋予经济重任，蒙父母看重，我是长子。
全家在南京安顿下来以后，我父亲根据他一贯的“读书为先”的老规矩，首先安排我们兄弟三人上学。但是，到南京时，各个学校都早已经开学半个多学期了，初来乍到，一时找不到中学，看来只能等到第二年。但是，父母亲不愿意耽误我的学业，宁可多花点冤枉钱，也要让我早早地进中学。于是，我像一只无头苍蝇，瞎闯进了一所私立“中学”，它名为“中学”，实际上只有少数几间教室，只开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学生寥寥无几，老师上课时间也不固定，算不上一个中学，只是一个临时“补习班”而已。见势不对，父亲赶快改换学校，又打听到一家市立中学，还勉强愿意收一个插班生，于是我又进了那所中学。那所学校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多，校方管理不善，教学秩序也不怎么严格，故名誉不佳，口碑不好，离家又远，上下学甚不方便。何况我在班上，被一个强势学生欺负，很压抑，因此，又生去意。这时，正好我父亲从他的雇主方面（父亲的雇主基本都是财经界的高级人士）得知，南京市有一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那是很多家庭仰慕的学校。父亲大概也是从一位有影响的雇主那里得到了一封介绍信，于是，我就进了中大附中。
中大附中是我很难忘的一个学校，它当时在各方面都尽显大气、高级，有点“贵族”味道。校园开阔，教室宽敞。它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师资水平高，生源素质也比较好，大多都是成绩优秀生或是颇有文化背景的家庭的子弟。学校的气氛颇有洋味、文化味，同学们爱好的体育项目是流行于美国的垒球运动，学生会的竞选活动，有点模仿美国的总统选举，课外活动水平也相当高，居然能够相当正规地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我在这里不仅是受教育、学文化，而且是受熏陶、开眼界、长见识。由于我完全寄宿在校，整个人浸泡在这个环境里，也就更充分感受这里的氛围，从中吸取营养。我的中学教育是从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地方开始的，这是我的幸运。实际上，中大附中也的确人才辈出，我后来在北大的一个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世界文学》主编的著名翻译家金志平，就是我在中大附中的前后届同学。其中还有不少是当今的两院院士。
很可惜，我在中大附中只念了一年多，就因为父亲的就业和全家的搬迁而转学回湖南。因为解放军陈兵北岸，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待不下去了，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南迁广州，父亲只得跟随前往，而把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安顿在家乡长沙。
湖南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省份，这一点在中学教育中也有所表现。长沙的中学名校甚多：长郡、明德、广益、雅礼、周南、福湘、省立一中……各校都有各自的特色与优势。我转学到长沙进了长沙的名校之一——广益中学。广益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学，学校面积不大，校舍拥挤陈旧，但不可貌相，它很内秀。文理科教学均有优势，尤其是文科颇有点功底。这里的图书馆规模相当可观，文科藏书不少，正是在这里，我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的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学生的文科水平好像也比较高，背古文，蔚然成风；写文言文，亦不少见；学生的墙报更是五彩缤纷、一片繁荣，文艺性比较强，有点像一期期的文学刊物。来到这个环境，我的“中大附中生”的优越感很快就没有了，开始感到了相当沉重的压力。正是从广益时期起，我开始恶补传统文化，使劲背《古文观止》，并练习写点文言文，等等。
我对英文的兴趣日浓，也是从广益时期开始的。在中大附中时，英文就是我所喜欢的一门课。来到广益，恰好班上有一个英文特别好的同学，名黄天锡，他的家庭好像是有教会背景的，他父亲大概是位牧师，他在班上鹤立鸡群，颇有优越感，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大地方”，又是“中大附中生”，与他一拍即合，成了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黄天锡的英文水平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初中生，他已经用英文写日记了，与我成为好朋友后，有什么事就用英文给我写个小条或来封短信，这样，我对英文的兴趣也就大大增长，英文水平也有所提升。
我在广益大概也只念了一个学期，又随父亲离开长沙到了广州。在广州的时期很短，没有上学，偶尔帮父亲跑跑小腿，得到一点奖励。有一次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奶油面包，这是我对奶油最早的记忆。还有一次，父亲带我看了一次粤剧，我听不懂广东话，那场戏等于白看。在广州住的时间不长，我们全家又搬往重庆。父亲的工作始终是随着大的金融机构迁徙而定的。
到了重庆，我进了有名的教会学校——求精中学。求精中学的校园相当大气，教室与礼堂都相当漂亮。这里的英文教学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用的是开明版的英文教材，其中少不了西方文学故事，如：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等等。英文老师是用英文讲课，我学起来倒也兴味盎然。因为校舍礼堂均甚为体面，所以，常有一些政府的外事活动借用大礼堂举行，如有外国代表团来访时，欢迎仪式、演讲会等都在这里举行。礼堂不小，空荡荡的，怎么办？反正有的是学生可以充当听众，于是，这倒成了我们的一项课外活动。如果说求精中学的生活有什么特殊内容的话，那么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英文”。
另一个特殊印象和关键词就要算是“外国文学”了。除了英文课本中不乏外国文学故事与知识外，班上的小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的作品。那是一个特别清秀文静的宋姓女同学捐献的，她急于离开重庆，便把家里一大堆书捐献了出来。她捐献的书质量都很高，其中有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封面净白、发散出一股高品位气息的套书，我最初借阅的就是屠格涅夫的《春潮》和洛蒂的《冰岛渔夫》。
在求精中学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就是等候解放：国民党军队将撤，解放军将进城，那一个空当时期，校门紧闭，学生护校，等候解放。对我们来说，这多少就有点放假的味道，紧张而又肃穆的氛围中，不时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国民党炸毁兵工厂的巨响……没过几天，我们就看见了身着草黄色棉衣棉裤的解放军战士，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时期。
我们家又得走了，仍是因为父亲的就业和全家的生计问题。父亲准备去香港打工谋生，只能把我母亲和三个儿子安顿到长沙去，长沙毕竟是我们的家乡，还有一堆亲戚，可以得到一些照应。
我从重庆回到长沙后，很快又插班进了广益中学，在广益中学大概又念了一个多学期，才初中毕业。
回广益后，我与老同学黄天锡又恢复了友谊，并且还跟他合作做了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我从广益中学的墙报得到启发，也受到虚荣心所驱动，萌生出办一份文艺性油印刊物的主意。只要有稿件来源，买几张蜡纸，把文章刻印下来，在简易的油印机上一印，一份刊物不就出来了吗？我一人在班上孤掌难鸣，没有别的朋友，只有他这一个，于是就生拉硬扯拽他参加。他对此种活动显然没什么兴趣，不止一次婉言辞谢，最后，碍于朋友的面子与交情，他勉为其难地提供了一两篇东西。剩下来的其他事情，就只能由我一个人全部包圆，好几个版面的篇幅全是由我诌出来的，从发刊词、主打文章、配合文章到花絮、补白，等等。刊物名叫《劲草》，第一期出了之后，我颇为兴奋地散发了一些，但令我失望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更没听到什么赞语。但我自己偏偏还不知趣，又筹划办第二期。这一次，好朋友可对不起了，不再奉陪！于是我单打独斗，又把第二期弄了出来。散发之后，其结果仍如第一期，到这时，我的头脑才清醒过来，从此，罢手不干了。
这件事既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有所作为”，也是一次极其幼稚可笑的自我折腾。
我从广益初中毕业，升入了长沙的省立一中。一中是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名校，在全国也算得上一所一流中学。首先它名气响亮，它的前身是湖南第一师范，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前总理朱镕基也是从这里毕业的。
它之所以“牛”，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在这里教课的都是名满长沙的资深名师，后来，有不少都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当教授去了，如教数学的汪澹华，教化学的张荫安，教语文的严怪愚、彭靖，教英文的胡业奎，等等，这些名师都教过我们这一班，而我们这一班又是全校的一个尖子班。
我在这样一个班学了三年，这给我的中学教育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具体结果就是，从这里我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这就足以令人对一中感念不忘了。这也是我在一中最大的收获。
我是文科生，我且多讲一点文科学习情况。在一中三年，我们这一班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就是由两位名师执教的，一位是彭靖，一位是严怪愚，他们不仅是两位著名的教师，而且在湖南的文坛上也是一流的人物。严怪愚曾经是全国大名鼎鼎的记者、政论家。彭靖则是与彭燕郊齐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对杜甫深有研究。他们两位与其说是教书先生，不如说是颇有学养、阅历、思想的文化人。我是班上少数文科生之一，跟彭靖老师的接触也比跟其他老师多。虽然那时我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具体的志愿，但致力于文化工作这个大方向是初步形成了。后来，我经常以文化建设、文化积累、人文书架为念，并以此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意义，这种热情向往、这种理想主义、这种价值取向、这种人生观，其最初的种子就是在省立一中的时候种下来的。即使是我日后写理论文章的文风，也颇受严怪愚讲演式的讲课风格的影响，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气势充沛，常以排比句加以深化、发挥、引申、扩展……从他那里，我多少也学到了一点皮毛。
我在省立一中三年生活的第二大收获，则是在思想上被培养成了一个“有政治热情”“有政治觉悟”、表现积极的进步青年。这是因为省立一中政治空气十分浓厚，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十分紧，加上我们学生都是寄宿在学校，生活管理也很严格，生活秩序、作息制度有那么一点半军营生活的味道。特别是我们这一班，由于学习成绩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被长沙市的教育领导机构赋予了一个光荣的称号，名曰“金日成班”，那时正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中，这个称号简直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一中生活带给我的第三个收获，就是经受了一番磨炼。“金日成班”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班级。班上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烈士子弟。比较起来，我就远远没有他们那么“红”了。我祖父一辈也许还跟贫下中农沾了一点边，我父亲的职业老围着国民党金融机构转，简直就是有些“不光彩”。班上这些同学在出身上都比我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在他们面前，不说自惭形秽，至少也是低人一等。而且他们的学习兴趣，绝大多数都是倾向于理工科，其中就有不少理工科的才子，我的数理化成绩远不如他们。当然，他们都是很进步、很革命的，对人对事都有很严格的政治标准和要求。处在这么一个集体中，虽然我并不落后，但比起他们，那就相形见绌了。我在各方面都不仅没有优越感，反倒有些自卑感。如果我偶尔跟同学产生一点矛盾或摩擦，那么，不用讲什么道理，错方必然是我。最后，要做检讨的，还是我。
我在这样一个班，过得有点压抑，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三次申请入团都遭到了否决。在那个年代，一个学生要不要求入团，是政治上要不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不能够入上团，又是一个学生表现好不好的一个标志。我从一进校起，就积极要求入团，各方面的表现也还不错，基本上是做到了政治上进步，学习上努力，社会工作上积极。有一个时期，我还混上了黑板报负责人的职位。和一批一批申请入团的同学比，我并不逊色，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都光荣地入团，我却一次一次都吃了闭门羹，被拒在团支部的门外。因为什么？每次都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阶级立场问题。在那些贫下中农弟子、根正苗红的同学们看来，我的家庭是与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每次开团支部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的时候，他们对我不是厉声责问，便是严正批评。结果到高三临毕业的时候，全班只剩下我这个唯一的非团员，也就是“落后分子”。为此，我心情很压抑。快毕业时，因为我的语文课上的一篇作文《身边的一件小事》写得真切细致，感情充沛，当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严怪愚看了这篇作文，感觉很有政治热情，于是好奇地问了问团支部，团支部主动要我再递一次申请书，我才被批准入了团。多年之后，我经过一些世事坎坷，再回过头去看，我还真感谢一中的这段经历，它使我最早得到了“坐冷板凳”、最后硬把冷板凳坐热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