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我生于南京，净重九斤，故从小被父母称为“九斤子”。小时候，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以此名称呼我，甚至成年以后，老辈亲戚仍沿用不改。
总得有个正式的大名吧，父母亲没有文化，但敬畏文化、仰慕文化，特请隔壁邻居——一位有文化的老先生，给我正式取了一个大名，老先生根据净重九斤的来由，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取名为“柳鸣九”。此名甚为张扬，大有“个人英雄主义”气味，而我一生颇有点好名，不止一次公开发表“君子好名，取之有道”的言论，大概与这个名字的“命定性”有关。
幼小的我，身体健壮不说，干干净净的小样，甚得邻居的喜爱。我在幼年就有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候。一天，母亲掀开摇篮的被子，发现我身边竟然躺着一条大蛇。古城南京的老屋有蛇并不奇怪，大概因为老屋的蛇都是无毒蛇，故未对我造成伤害，但我生平最怕蛇，而且胆小成性，也许是在摇篮时期已经被蛇吓破了胆了。
童年我唯一的一次“传奇”，是这样一段经历。我三岁的时候，在大门口跟几个小孩一道玩耍，我的一个舅妈在家里听到大门口有一个邻家的幼童高声喊道：“九斤子，你得快点回来啊，我们还等着你玩哦”，及至我的母亲得悉此事，赶到大门口一看，我已不见踪影。邻居家的幼童说：“一个不认识的叔叔把他带走了。”于是，家里人急成一团，纷纷出动寻找。
我被带到了什么地方？我只模模糊糊记得，那位叔叔把我带到了一个寂静的深巷，找了一家门庐，把我身上那件崭新的毛衣脱下来，他拿了毛衣就扬长而去了。原来他只是看上了我身上那件毛衣。比起当今的儿童贩子，这位“叔叔”的“职业道德水平”还挺高，走的时候，他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橘子。
我是怎么哭着离开那个门庐、走出那个深巷的，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我终于走到了一条街上，那条街正在修路，大块大块的街石都已翻转了过来。我手里拿着橘子，在街上哭着，我感到恐惧，只想见到亲人。小店里面的老板坐在门口，好奇地瞧着我，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最后是怎么跌跌撞撞走到我家的大门口的，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反正没有人帮助，用长沙人的话来说，就是靠我的“狗屎运”，终于摸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五六岁之前，我没有完整的记忆，只记得有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弟柳仲九住在乡下，寒夜青灯，颇为凄凉。有时则母子三人住在小船上，在河畔过夜。
1940年我进小学后，开始有了成串成片的记忆。那时，长沙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湖南省政府迁到了耒阳。父亲把我们也安顿在耒阳，和外婆、舅舅们居住在一起。父亲和母亲不久又生了一个小弟弟，从此，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了。
我们家在耒阳大概住了三四年，不仅相对安稳，而且过得还相当富裕。首先，几个舅舅还没分家，以大舅为首，在县城里办起了一家具有相当大规模的酒家，占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在当地很有名。另一个舅舅，则办起了一家印刷厂。我父亲在两个舅舅的生意中都占有不小的股份，而他本人则到桂林一家银行公会当上掌勺大厨，承办高级宴席，收入也颇丰。我家与几个舅舅家全都住在离县城很近的一个名叫谢家庄的村子里，在当地农村要算是殷实大户。我母亲为了照顾三个孩子，雇请了一个女佣，自己基本上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了，过着相当闲适的“太太生活”。我小时候很少看见她操劳，她经常不在家，而到外婆与舅舅家或者是邻居家聊闲天。而我在耒阳时期也一直被家里的女佣称为少爷。这大概是我身上种下了小资毛病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打开心灵窗口之初的重要时期，由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与家庭背景，我没有得到什么知性启蒙，仅有的一点“书香活动”便是按照父亲的硬性规定，每天练毛笔字。除此以外，就是一个“玩”字了，在家里面跟近邻的农家孩子玩，在学校里跟城镇孩子玩，基本上就是瞎玩、穷玩、疯玩。大概是因为和乡下孩子疯玩、瞎闹消耗不了我所有的精力，我又变着法子玩自己的一套。一次，谢家庄来了一个演皮影戏的班子，我看了之后受了启发，自己也开始用纸叠成小人，仿照皮影戏的方式，扮演一些幼稚可笑的故事，连观众也不要，实际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观众，完全是自得其乐。后来，嫌叠小人麻烦，就干脆用笔画成连环图画，当然笔法极其笨拙，故事题材经常是俗得不能再俗的，如英雄人物打抱不平、仗义行侠，或消灭恶霸，或缉拿采花大盗等，主人公当然是能飞檐走壁、口吐白光、取人首级于百步之外的剑侠。这种玩意儿我十岁之前就玩，大概是因为身上有点早熟的武侠小说“创作细胞”，可惜是非常原始的“创作细胞”，也就没有发展成为“另一个金庸”。
这几年，我还从视野中、听闻上获取了相当丰富的人生景象。我每天要步行上学，所经之路是乡野的一片秀美风光，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环境，我一生酷爱大自然的绿，实始于此。我也扩大了人生的视野，我亲眼看见邻家的玩伴，一个小女孩，惨死于狂犬病的折磨中；我也亲眼看见村里一个老人身患重疾，溃烂流脓，蛆虫爬行的惨状。特别有一件事使我揪心难忘了多年：我每天早晨上学要经过一个街口，那里有一个妇女摆设了卖油煎粑粑的摊子，摊子离她家那个破烂的小木屋还有相当长一段路，里边总有一个小幼孩在厉声惨哭，无人照管的他被做小生意的母亲反锁在屋子里面，便毫无指望地以哭求助。这个木屋是我每天早晨上学的必经之处，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小孩，但他的凄惨哭声，使我每天早晨都要揪心一阵子。我这个人多少有点悲天悯人之情怀，也许最初就从这里开始的。
到耒阳不久后，我大概是准六岁就上了小学。我上的那所小学，是耒阳最大的一所小学，也许还是唯一的一所小学。我对那个小学的记忆已经很淡了，只记得校园和教室都很宽敞，我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学生，既不优秀，也不顽劣，有点顽皮嘛，在所难免。整个小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在耒阳的三四年，我家生活安定，经济富足，全家过得无忧无虑。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节节进犯，长沙失守后，耒阳也岌岌可危，我们全家不得不往桂林避难，这揭开了我们家抗战时期逃难生活的序幕。因为在桂林没住多久，桂林也开始告急，我们全家又往贵阳跑，最终的目的地是当时的陪都重庆。从桂林仓皇逃难一直到重庆，这一段并不太长的路程竟然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旅途”中，交通困难重重，经常碰到日本飞机轰炸，旅途受阻。滞留于难民营，生活颠簸困难不说，还加上饥饿和疾病。这一段生活，我称之为逃难，实不为过。
首先从广西桂林到贵州的独山走得就很艰难。虽然我们是坐火车，但所谓坐火车，就是搭乘没有车顶遮盖的货运车，五口之家花不少钱，才在货车上占有了两三个平方米的空间，挤在一团。因为铁路繁忙，货车几乎要给所有的列车让路，走不了一两站，就得在一个小站或一个偏僻的路段停上两天。而铁路又是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几乎每天都碰上空袭，有的时候，火车停在路上，等于是摆在那块儿挨炸，不止一次，附近车厢都有人被炸死。在车上风吹雨淋，日晒夜露，铁打的汉子也得病倒，我父亲得了肠炎，不断拉肚子，我则得了疟疾，寒热交加，颇有活不到独山之势。好不容易走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最后总算到了独山。我父亲原来是个胖子，到独山的时候，已经骨瘦如柴了；我被疟疾折磨一两个星期后，快到独山时，父亲碰上好运气，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颗金鸡纳霜，那几片药因为天气热而化成一摊泥，脏兮兮的，但顾不上这些，救命要紧，吃上药，病就好了。
总以为到独山就到了一个安适的地方，因为离重庆只有一步之遥了。没想到，独山的严峻形势几乎是令人绝望的。在这个小地方，居然已经滞留聚集了好几万难民，都等着往重庆逃，而从独山到重庆的崇山峻岭之间，只有一条崎岖的公路，运输的汽车供不应求，几万难民淤积在这个地方，要疏散送走，至少得要一两年。于是，我们全家就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所的条件极为恶劣，除了上有遮风挡雨的屋顶、下有铺着草垫的地铺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难民们每天挤在一块，完全绝望地等待着来疏散的车队，我们家在这样的难民收容所就待了一两个月。
后来，我父亲用了不止一根小金条，才使一家人搭上了一辆运货的大卡车，离开了独山。那一辆运货的大卡车也是无棚的，满车的货物堆得高高的，一家五口就挤在高耸的货物堆上。从独山到重庆的公路，都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路面也比较狭窄，路的一侧往往就是悬崖，而上坡、下坡、急转弯的险段又到处都是。人坐在货物堆上，摇摇晃晃，时有从不稳的货物堆上掉到车下的危险。更可怕的是，这种车为了“经济效益”要赶时间，有时候还得夜行车。这一段行程，真是叫人提心吊胆，我们只好听天由命。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重庆，好在重庆我们还有一家亲戚，那就是我姨妈一家，他们早已来到重庆。我们一家五口得到姨妈夫妇的慷慨接待，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期。后来，我家在重庆市内找了一个偏僻的斜坡，在那里搭建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屋子，以木板为墙，以茅草为棚，算是有了一个栖身之所。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生活也比较清苦。自从来到重庆，到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父亲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只靠他名厨师的声誉，偶尔能接几份有钱人的订菜，订酒席的生意甚少，订高级宴席的，一年也只有一两次。我们全家节衣缩食，生计困难。父亲的积蓄相当大一部分都花在了逃难的路上。
我得肠炎从死亡边缘被抢救过来后，总算开窍了、懂事了，作为家庭的长子，开始有了家庭忧患意识，走出了懵懵懂懂、没心没肺的顽皮状态，告别了很多幼稚无聊的游戏，也不再痴迷什么积攒香烟盒之类的事情。只是家里来了一个新的“小伙伴”后，我的生活中才又有了一些欢乐的童趣。这个“小伙伴”我们称呼它为“小霸王”，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它全身洁白，额头上有一朵淡黄色的小花，就像老虎的额头上有一个“王”字，脸上一副天真幼稚、调皮捣蛋的神情，偏偏又“老气横秋”长有两撇胡子，喜欢每天围着我们嬉戏玩闹，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到了老年仍然忘不了它，为它写过一篇散文《忆小霸王》，曾被友人笑称为我的散文代表作之一。
在清苦贫困的生活中，我的学习可没耽误，父亲自幼仰慕文化，老悲叹自己大热天在高温的炉火前苦干的命运，他希望三个儿子“一定要读书”。因此，到重庆后，我很快就上了附近的两路口中心小学，一直读到六年级毕业。
父亲每得到酒席订单的时候，他总是靠一己之力，以个体劳动者“家庭作坊”的方式来完成，找不到助手，也没有钱请助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偶尔就动用我这个十岁左右的男子汉，如上菜市场买菜料、调味品，或者送个通知，或者跑个小腿。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虽没有成熟到那种“早当家”的地步，但经常帮父亲办小事、跑小腿，多少得到一点历练，倒使我开始不那么幼稚、呆板、无能。如果说后来的我，还比较有点办事能力，有点处理事务的脑子，甚至有点“组织才能”的话，那大概是因为曾经从我父亲如何调配菜料、如何安排复杂的制作工序那里得到过启发。
在我的中学时代，课外读书生活对我极为重要，它无异于给我打开了一道精神世界的大门，开启了一扇心灵窗口，对我心智的成长、见识的开阔、知性的提高、后来的思想修养以及业绩作为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我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班教育和严格的业务训练。
我最早得到的一本课外读物是《三国演义》。这部书不知道父亲是如何从他雇主那儿得到的，它成了我们家唯一的一套藏书。我一有空就随便翻阅翻阅。从十来岁开始，我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在不断地翻阅、细读与重温之下，我后来对这本书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说《三国演义》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也并非夸张之词。尽管我的古汉语水平，后来一直没有继续提高，但《三国演义》培养了我阅读文言文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的军事智慧与政治智慧对我更是有吸引力，它逐渐使我开始有了一点政治头脑与见识眼光，懂得了一点韬略。虽然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从政的志愿，也没有多少心术与谋算，但我喜欢观察政治，思索政治，喜欢作壁上观。我曾经有过研究国际政治的一闪念，可以说都与我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有关。当然，我成年以后，知人识事、对待人际关系，也多多少少从《三国演义》中间得到过启示。我至今都经常告诫自己要韬光养晦，行事低调，就是从刘备种菜园子那儿学来的。只因为我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张扬了，加上我天性有点好名，所以，我虽然一直想学刘备种菜园子的处事姿态，但一直没有学到家。
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有一本书对我的人生有比较大的影响，那就是后来我到了中学阶段才读到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这本书教会了我两个字——“奋斗”。我整个青年时代被当作座右铭的那句话“即使是对自己的小胜利，也能使人坚强许多”，就是从高尔基的三部曲中得来的。因此，如果要说有什么书对我青少年时期有深远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两本书。
从重庆时期起，我还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跑书店。重庆毕竟是陪都，繁华市面不多见，书店倒是不少的。在我住处附近，至少有两个小书铺。与其说它们是做卖书生意的，不如说是做租书生意的，出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通俗读物，其中剑侠小说占很大的比例，我最初就是被这些书吸引开始跑书铺的。我没有钱买书，也没有钱租书，于是，就站在书架前翻书看书，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甚至两三个钟头，我把这称之为“看站书”。说实话，像我这种不买也不租、光“看站书”的主，而且隔一两天就来“看站书”，用不了多久，就很惹书店老板的厌烦了。我可没少遭过白眼，没少看过脸色，甚至被书店老板用很不客气的言辞对待，但我仍厚着脸皮去“看站书”。因为那些书对我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我记得最初我最爱看的有两部，一部是《鹰爪王》，一部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两部书都是长篇多卷，特别是《蜀山剑侠传》，有三四十册之多，文笔甚好，想象力丰富，写得神乎其神，但写的都是作为剑侠的人，而不是神不神、人不人、兽不兽的怪物，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特色。我年轻的时候，多少有点容易耽于妄想的毛病，大概跟这有关。
从重庆时期起，以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保持了“看站书”的爱好与习惯。兴趣也不断地扩展，从最初痴迷于剑侠小说，扩展到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亚森·罗平侠盗小说，再扩展到通俗言情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对冯玉奇的小说我也不生疏，这也许是我后来对情色文学并不大惊小怪的原因，我还写过一本《法兰西风月谈》呢。当然小书铺、租书店也有不少正经的、严肃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些小书铺里面，我读到了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以至张资平、无名氏的小说。
到了高中，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代，小书铺与租书店逐渐绝迹，于是我就改成了跑新华书店，但“看站书”的毛病仍然延续下来了。我看得比较多的，几乎都是小说作品，杂文与诗歌我就很少去看，喜欢看也常看的作家仍是这么几个：鲁迅、茅盾、老舍和郁达夫，对他们的小说名著《阿Q正传》《祥林嫂》《子夜》《虹》《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春风沉醉的夜晚》等，我都相当熟悉。一到书店，翻阅的书就难以计数了。因此，中国不同时期出版过的中外文学书籍，我几乎没有不曾翻阅过的。说实话，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步基础以至外国文化与文学的一般知识，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跑书店“看站书”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