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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灰暗的陋室里，颇为色彩缤纷的是我沙发对面的两个书柜，这两个书柜里装着我论著、译著与编著的成果三百来册。将近耄耋之年，我常坐在这两个书柜面前，或沉思遐想，或出神发呆，或缅怀回顾。
我常想，将近一生的岁月、几乎所有的心思，不外乎是写书、译书与编书，似乎只可以简约地归结为一点：为了一个人文书架。人生的目标瞄准着这一点，人生的热情倾注于这一点，人生的精力投放于这一点，人生的乐趣系诸这一点，可谓专注而执着，以此，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文理想、有人文热情的人。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我曾经受到的教育。
就我的家庭出身与条件而言，我本来是很难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的，但我却从初中起，就受到了非常完善、优秀的正规学校教育。我初中所上的三个中学都是当地名校：南京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长沙的广益中学和重庆的求精中学。高中更是从闻名遐迩的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的西语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之所以没有辍学并能进入一个又一个名校就读，不能不感谢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亲和母亲。
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我的父亲总是用筷子蘸着水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往往也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的时候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
他出生于贫困的农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他只念过两个月的书，从六岁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气并不寒冷，但他因为穿得太单薄，放牛时经常要靠着土坡避风躲寒。十一岁时进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楼——德清楼当徒工，他以罕见的刻苦与勤奋，熬到了“出师”，结束了徒工生活。先作为廉价劳动力在餐饮业闯荡多年，风餐露宿，漂泊颠沛，有些夜晚，仅以一条长凳为床。而后，逐渐以做得一手好菜和写得一手好字而颇有名气，得以经常有人雇用，他这才娶上了妻子，生了三个孩子。但拖儿带女，养家糊口，难度更大。他以黄牛式的勤劳辛苦，换来全家不饿不寒的日子。
这位农民之子，这位厨房里的劳工，有着自己的理想。尽管他在本行当中出类拔萃，但他从没有想过培养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干这一行，其实，作为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他跟前急需一个徒儿、一个助手，何况，他还有好些烹调的绝招有待传授。他常叹息自己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没有体会、不知道，但我的确见过体胖怕热的他在蒸笼一般的厨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炉灶前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往往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抚摸自己孩子的头，感慨道：“爹爹苦了这么多年，就吃亏在没有文化……好伢子，你们要做读书人。”
做读书人，这就是他对下一代的理想与期待。他身上毫无可以泽及后代的书香，只有那点练字经验。因此，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必须服从努力练字这么一个“硬道理”。他常教训我们道：“写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门砖，就是看家拳。”他花钱替我们买笔、墨、砚、纸，还有字帖。于是，练字就成为我们三个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课”。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遭到一次失业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时，最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
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我们却几乎从未中断过学业。而且，每到一个城市，父母都竭尽全力，甚至耗尽积蓄，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当地最好的中学。
194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大为萧条，父亲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家乡。
那些年，我正经历着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我都按月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生”，“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材，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人材”，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无丝毫不耐烦，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久远的。
当然，这个老打工仔常寄回来的远不止他那些冗长的“咏叹调”，还不时有些日用品与文具，如给他“贤妹”的袜子、围巾，给儿子的钢笔和优质笔记本，等等。在“三年困难时期”，则经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从阿华田、丹麦饼干、白糖，到香肠、猪油……这些源源不断的补给竟使得我们母子四人在那段“饥饿的年代”无一人得那种流行的“浮肿病”。其中远在北方的我，收到这类食物补给后，往往回到宿舍里偷偷地享用。
那些年里父亲在外的生活怎样呢？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平安家书”里总是说自己“一切都好”“家人皆可放心”之类笼统的话，家人对此都半信半疑，认定他的生活必定是艰辛的，因此，老是不断劝说他退休回家。但他仍然坚持着，最终答应等他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他“完成了平生最大的任务”，一定回来和家人团聚。培养出三个大学生，这就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眼见他日益接近“功德圆满”，大家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小弟大学毕业日益临近。突然，有几个月，父亲与家里中断了联系，音讯全无，家人焦急万分。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来了一封“平安家信”，告诉家人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迟到消息：他在劳动时摔了一跤，在水泥地面上把一条大腿摔成了骨折，幸亏被香港公立的慈善医院将他作为“没有亲属”的失业老人收容进去，免费给他动了个大手术，在折断的腿骨上安装了一块铁板、两个铁钉。又经过几个月的疗养，总算得以痊愈，能够自己行走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但不久即可出院，返回自己“日思夜想的故里”，与家人团聚。他的信里没有什么感伤情绪，倒是说很高兴能住进那宽敞明亮的医院，那是他“一辈子中住的最好的房子”。我记得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住院服坐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脸上是像儿童一般天真的乐呵呵的笑容……
从这个事情开始，他那长期不为家人所知的、“咬紧牙关”的生活状态，才逐渐浮现出来。香港的房租极贵，为了省钱，他向一套公寓中的几户人家租用了公共浴室午夜后的“使用权”，每当夜深人静无人再上浴室冲凉时，他便在那里面架一个行军床睡觉，天一亮就撤出。白天，则在楼顶的露天平台上打发时光，没有人雇他时，他就坐在平台上的一张竹椅上出神，平台上支着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可以避风雨，但碰到大雨，光靠那把伞可不行，还得在那把大伞下自己再打一把雨伞。在有人雇他办筵席时，他就把用料备齐，在那平台上进行制作，将一道道菜做成半成品，然后将所有半成品运至东家的厨房，待开席时下锅烹制。他居然慢慢做出了“名厨”的名声，受到过采访，上过报纸。也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他在劳动中踩在有油污的地面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六十有五。
这就是他十六年打工生涯的一个缩影，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夙愿、一种向往而受着、熬着、挺着的缩影。
他快返回故里的时候，我请了探亲假回到了老家，等候着他的归来。他返回故里后，总算过上了退休的生活；总算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都已经走出了大学的校门，参加了工作；总算看见了自己的孙女与孙子。他绝不下厨做菜，说是一辈子在厨房待“伤”了。听老弟说，他只是绝无仅有地露了一次自己的厨艺绝技，做了一盘萝卜丝饼，家人回忆说，那简直就是极品，你根本吃不出是萝卜丝做的，与刘姥姥在大观园吃的烧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那几年中，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听人家谈论他家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只要别人奉承他说：“四爹，你靠一把菜勺培养了三个大学生”，他就笑得合不上嘴。
1975年夏，他因为得了急症而去世，家人都叹息他返回故里后只享了几年的清福，这与他一生的劳累艰辛实在是太不相称了。丧事后，骨灰里剩下一块铁板、两个铁钉，小弟把它们收藏起来作为纪念，这是他作为幼子的一番心意。如今小弟去世也已几年，每当我想起这事，心里就一酸……
我的母亲出生于长沙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外公是一个水果小贩，每天挑着一担水果沿街叫卖，以此维持数口之家的生计。外公外婆有很多儿女，没有夭折的就有六个。
我的母亲排行第二，她还有四个兄弟与一个妹妹，两个兄弟也是厨师，而且都是湘菜界有名的厨师。据我母亲介绍，大舅的厨艺并不出类拔萃，至少逊于我父亲，但他口才甚好，善于交际，用长沙话来说，是“会吹牛皮”，因此，在湘菜界也算是名角，从中年起，自己还当上了老板。三舅也是一个厨师，他技艺胜于大舅但逊于我父亲，他是做点心的高手。我的四舅、六舅则与厨艺无关，四舅混迹于国民党军队多年，最后潦倒以终。六舅最为聪明能干，后来从事印刷业，算是印刷业中的一个佼佼者。
我母亲唯一的妹妹，聪慧精明，有一手好厨艺，她做的红烧狮子头堪为一绝，她长期待字闺中，择偶标准甚严，终喜结良缘，嫁给了一位老实忠厚、工资又较高的蔡姓汽车司机。他们生有一女一儿，女儿蔡希秦容貌俊秀，身材高挑，自幼有运动天赋，后来成为国家女排的队员，并与后来为新中国排球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教练邓若曾结婚。儿子蔡希亮也聪明能干，在理工科上颇有成就，曾担任过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