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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诺夫何许人也？
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的恐怕不多。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从1934年苏联共产党十七大上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为止，他作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前后控制意识形态达14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丹诺夫的思想还有很大影响。日丹诺夫在哲学上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一切唯心主义派别做无情的斗争中发生、发展和获得胜利的。在文艺方面，他强调文艺乃至学术研究的政治纪律，强调“以政策为指针”，宣称“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试图消除苏联艺术圈中外国势力的影响。他认为不正确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思想转移，因此，他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彻底加以否定。其主张被称为日丹诺夫主义。
日丹诺夫主义在中国影响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如何对待西方20世纪文学艺术的问题上，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工作，一直受日丹诺夫论断的控制。
1978年，是人们开始渴望变数与时遇的年头。那年我44岁，进入研究所已有22个年头。这时，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恢复了业务工作，我与三个资历差不多的同事，作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被提升为副研究员。说实话，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升迁可以提前大约10年。这时，我已经完成了《法国文学史》上卷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审阅完毕，决定于次年出版。我在全力投入中卷的编写工作之前，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写了一系列批判“四人帮”对文学遗产的“彻底批判论”的理论文章，计有《文化遗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论十八世纪启蒙文学》《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破产》《“四人帮”的攀附与〈红与黑〉的意义》等。这些文章都是借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欧洲古典文学遗产的经典论述，来对“四人帮”极“左”的以“清扫”古典文化为目的的“革命理论”进行声讨与批判。文章按古典文化历史发展的时序逐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也许因为论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规模，这些文章集束式地发表，当时颇为瞩目，成为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登上文化论坛的第一轮“业务表现”。
从这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官衔”：西方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是卞之琳，下设三个副主任，分别管政治、行政与业务，我分管业务。不久后，西方文学研究室一分为三：英美文学研究室，德国、北欧文学研究室，法国、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我被任命为法国、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的主任，从此一干就是十几年，没有动窝。恢复业务工作伊始，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就决定创办《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作为研究所正式的学术“机关刊物”。所长冯至对这一学术机关刊物甚为重视，由他亲自主管，而我则作为他的助手协助进行创建工作，并负责了前三期的约稿与编辑工作。这样一来，我不仅有了一个研究室作为自己有所施展的一个“点”，而且有了一个刊物作为活动的平台，如果要有所作为，其空间还是蛮大的。对此，我实在应该感谢冯至先生对我的认可与重用。
这时，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这场讨论一开始，我就处于亢奋的状态。我明确感到这场讨论对我个人来说，完全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一次可以有所作为的机遇。我决定在西方20世纪文学的评价上有所作为，具体针对的目标就是日丹诺夫论断。
1934年，日丹诺夫代表联共（布）中央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色与特点。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家把自己的笔出卖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这便是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直到20世纪下半期，这一直是苏联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思想原则与政策方针。
由于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的权威地位和他这篇政治报告的重要性，更由于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开始就实行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外交方针，他这篇演讲很早就被译为中文，被当作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当年在研究所里，领导们印发给我们大家的“文件汇编”“学习资料”中，就常见它赫然在目。总之，日丹诺夫的文学思想观念在我国影响很大。
如果对外部世界现当代文化的五光十色、丰富多彩、新锐特异一无所知，那么，面对日丹诺夫论断所造成的现当代文化的空白与荒漠，我也会安之若素。然而，我毕竟还拥有一扇向外部世界远眺的窗口，那是我的学科、职业与工作单位所赋予我的。我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又在文化单位工作，所以有了解外部世界的优势。这个单位拥有卷帙浩繁的图书资料，所藏的大量外文报纸杂志、图书在当时算得上是居全国之首，仅以法文的文化学术报刊来说，就有将近二十种，至于西方现当代的文学名著经典，更是应有尽有。多年之中，这个图书馆直接开架的书库与报刊阅览室，正是我几乎每天都流连忘返的地方，从这里，我一次一次抱出一摞一摞经典名著回去“饱餐”。自我走上工作岗位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前，我就是从这里见识、感受了国门之外当代世界文化的五彩缤纷，令我神驰灵动。我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20世纪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丝毫并不逊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见识过并曾热烈赞颂过的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于是，我对日丹诺夫论断早就很不以为然了，早就生出了要“揭竿而起”、挑战出击的“反骨”。只要日丹诺夫论断之剑仍然高悬，我就会丧失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空间，眼睁睁望着20世纪这一大片高远深邃的蓝天而不敢飞近。如今又有了用“实践”这把尺子来衡量真理的“大环境”，使我从这场大讨论一开始就感奋而起。
乘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东风“揭竿而起”，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实践”与客观实际，靠大量作家作品的实例说话，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为此，自己要先把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客观情况完全吃透、梳理清楚。
起事操什么语言、持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操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带有学术色彩的理论语言，持堂堂正正的立场，即维护“无产阶级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事业”的立场，采取“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态度，甚至是“进谏性”的态度，既敢于讲明确抗衡、有力冲撞日丹诺夫论断的话，做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不要忘乎所以、失于过激与张狂。
“揭竿而起”要采取什么行动方式？很明确，我想作出一篇颇有规模的“大论文”，公开以“重新评价”为旗号，其实就是作一篇直接针对日丹诺夫论断、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翻案的大文章，争取发表并尽可能搞出“大动静”来。同时，在自己准备就绪、出手动作之前切忌“雷声大、雨点小”，最好是采取“兵出斜谷”的策略。
我几乎是从“东风初起”之时就着手作这篇文章了，逐渐勾画出文章的轮廓，确立了立论与观点，拟出了逻辑与提纲，搜集、查阅了各种例证与资料，并不断加以补充与完善……整个夏天，我全力以赴而又不动声色地在做这些事，眼见准备就绪，就看能找到什么“平台”可以“点火放炮”了。说实话，这个问题可困扰了我一些时候，显然，我不可能在大报刊上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甚至也不可能在有较高地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其间，我不免想到了自己正受命负责筹建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这无疑是个好地方，而且可以一举两得，既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也可以使刚诞生的《集刊》有一个轰动性的议题，造成影响。然而，我几乎同时就感到这样做会有“以权谋私”之嫌。不过，我想，如果先在《集刊》上组织一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讨论与笔谈，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于是，我一开始就正式而高调地打出了“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旗号。说实话，我组织这次“重新评价”的行为，既有“用尽心机”的谨慎，也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动机与“自行其是”的痛快，而这，实与我当时获得了一个十分方便的施展平台有关。《集刊》虽说是研究所的机关刊物，但筹备的方针、头几期的策划、组稿的设想基本上都由我做主，因为我是被任命的首席筹备者，也是唯一的筹备者。当然，《集刊》的方针大计，所长冯至先生是要亲自过问的，但他对我充分信任，完全放手，我也很珍视老人家的这份信任，要求自己至少做到秉公办事与谦虚谨慎。具体来说，首先约稿组稿的对象力求广泛周到，凡是所内从事西方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同志，几乎都得到了邀请。最后总算征集了一批有分量的应邀者，如卞之琳、袁可嘉、李文俊、郑敏、朱虹、吕同六、高慧勤、郑克鲁、张英伦、董衡巽、陈焜、张黎……这些人或者是西方文化翻译界的名家，或者日后不久也成为名家。
到了1978年盛夏，我基本上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为向日丹诺夫“揭竿而起”草拟了一篇“檄文”，或者说是“檄文”的大纲与细则，是我所依据的“纲领”。二是征集、组织了一支“重新评价”的队伍。当然，实在不能说这就是要“揭竿而起”的“突击队”，因为，每个答应写笔谈文章的人都有自己的讲究与分寸，毕竟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学人嘛，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事实也的确如此，《集刊》上的笔谈，并没有起到一种“冲锋队”“突击队”的作用，而只起了一种敲边鼓、助声势的作用。
8月的一天，所长冯至召我去所长办公室。那是在原来学部大院老四号楼西头的一个小房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们刚刚恢复业务工作，研究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四号楼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权作宿舍楼，住了一些从干校回京后已经失去了宿舍的双职工家庭。所长办公室则被挤在西头的一个角落里，里面摆了三张办公桌，一张是所长冯至的，一张是党委书记吴介民的，再一张是副所长叶水夫的。那天他们三人都在，由冯至对我下达工作指令。简而言之，内容是这样的：在中宣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由外国文学研究所出面，准备10月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并借此成立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大会上需要有一个重点的学术发言，所领导因为知道我近期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已经做了些研究，并且有实实在在的准备，所以要我就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做个“重点发言”。既然是“重点发言”，当然可以讲得“充分些”，时间“也可以长一些”……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大会上做重要学术发言，而且是由主办单位推荐安排的，这简直就是破格重用，真是天大的喜事，这在学术地位上意味着什么，在学术前途上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从冯至那里得到“将令”之后，在广州会议之前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全力以赴，紧张地投入了“备战”。虽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重新评价”的草稿，但我还得再深入仔细地推敲论点，拿捏分寸，补充例证，开掘深度，增添思想火花，还得把一篇已初步成型的“文章稿”修改为一篇演讲稿。因为，我生来有点讷于言，缺乏出口成章的才能，也没有记诵在心、讲起来滔滔不绝的本领，我在讲述中往往要借助某种提示才能一气呵成。于是，我又把整个演讲稿做成卡片以便于在讲台上自我提示。
完成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总算把心放了下来。为了到时候能做到熟能生巧，我私下里又自演自讲了两三次，这还不够，出发到广州去之前，我又做了一次“实战演习”，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朱虹的安排下，我为该系硕士研究生做了一次“20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这一班研究生被戏称为“黄埔一期”，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的，都有一些工作经验，在现实中也受过一些磨炼，思想上都比较成熟。后来，从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人文学者，如赵一凡、黄梅、钱满素、赵毅衡、施康强、郭宏安、吴岳添、章国锋、杨武能等。在整个报告的过程中，他们听得很专注。报告后至少有好几位上来表示赞赏、认同。从这次预演中，我进一步有了底气，有了自信，剩下的事就只有——到广州去！
会议是在越秀宾馆举行的。这个宾馆坐落在广州市风景如画的“氧吧”越秀公园的后边。在羊城十月残存的暑气之中，一入住便有清凉之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广州，这算是上佳的宾馆，平日要入住这里并非易事，而这一次，宾馆却把几乎所有的客房都腾空，供这次学术会议使用。
会议开得很隆重。虽说是由外国文学研究所出面，但上有中宣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从旁又有作家协会、外文局、各出版单位，以及各重点大学的有关院系的协作，所以主办单位与协作单位阵容强大。中宣部的领导、文艺批评家周扬，中央编译局局长、资深翻译家姜椿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梅益等均到会指导。
会议规模甚大，与会者有三百人之多。除了少数工作人员与新闻媒体的列席人员外，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包括：研究机构的学者、高等院校的教师、编译机构与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工作者，以及报纸杂志编辑、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等。
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很多有声望的名流方家也都来参加会议，他们基本上来自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与权威的学术文化机构：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杨周翰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至、李健吾、罗大冈、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等；来自南开大学的李霁野等；来自中山大学的梁宗岱、戴镏龄等；来自中央编译局的杨宪益、叶君健等；来自复旦大学的伍蠡甫、杨恺深等；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王佐良等；来自上海译界的草婴、辛未艾、吴岩、方平等；来自山东大学的吴富恒、陆凡等；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孙绳武、绿原等。除了这些文化学术界的名流外，还有各单位的党政负责同志与已经在学界文坛崭露头角的业务骨干，真是名家聚首、精英荟萃。
从我明确知道大会这一安排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这次机遇对自己的可贵，一种不辱使命的感恩心情就油然而生。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外文所争光，一定要在学术上出彩，要尽可能谦虚低调。利用这次长篇发言对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为西方现当代文学鸣不平、讲公道话。
在发言的过程中，从整个会场肃静屏神的气氛里，从满场学术精英专注倾听的神情里，从发言的上半部分暂停后人们纷纷表示“愿听下回分解”的期待里，从当场有一位师长慰问式地递过来一杯水以解我口干舌苦这样一件小事里，我就已经明确地感到了一点：发言得到了认可，受到了欢迎。
发言一完毕，我就深深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从走下讲台那一刻起，整整一两天之内，有上来握手祝贺的，有表示认同肯定的，有表示赞赏称道的，有表示关怀鼓励的，有竖起大拇指的，从会场内、过道里、餐席上、花园里我都遇见微笑招呼的人、热情攀谈的人、关心询问的人，自己似乎成了广州盛会中心的一颗“明星”。在向我表示称道赞赏的人中，有不少我一直敬仰的师长辈名家，我当时就把这些师长的称道记录在会议印发的一张日程表上作为纪念，记得有伍蠡甫、杨宪益、叶君健、草婴、杨周翰、李赋宁、梁宗岱、金克木、方平、王佐良……当然，使我最难忘的还是朱光潜当着周扬的面对我的称赞。那是在我发言的第二天，周扬莅临大会与会议代表见面的时候。他进入大厅，大家列队欢迎。朱光潜看见了我就把我拉过来，向周扬介绍说：“这是柳鸣九，他昨天在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报告。”只不过，周扬当时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今天，我喋喋不休地说起这些花絮，自己也觉得不无虚荣心。我虽然一生并无奔赴仕途的志向与追求荣誉的意愿，但如果这类性质的东西来得“事出有因”，的确反映出自我的某种实力，我还是沾沾自喜的。
很快，“战果”就有所扩大。会议期间，我就得到了各地大学的讲学、作报告的邀请，因为与会的有不少大学文科院系的负责同志。但受会议日程与我返京的行程所限，我只去了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其他几个地方的学校，我都没有顾得上。
我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将那篇长篇学术报告《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调整润色为一篇将近六万字的长文，于1979年连载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如果说在对日丹诺夫的“发难”中，广州会上的发言是我射出的第一支箭，那么《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这一篇长文就要算是第二支箭，至于我在1978年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集刊》所组织的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系列笔谈（分别刊载在该刊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直到1979年9月以后才陆续刊出）倒成为射向日丹诺夫论断的第三支箭了。
也正是在广州会议期间，我与参加会议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郑锽达成了协议，由该社出版我的第一个论文集《论遗产及其他》，其中的主打文章就是对日丹诺夫论断“发难”的这篇长文。后来，论文集于1980年如期出版。初版13000册，两年后又获加印，达到18000册，算是那个时期一本颇受欢迎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