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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体人马奉命从河南干校调回北京候命。
就我个人而言，经历了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是身心疲惫、伤痕累累，只想埋头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稍稍弥补已被耽误了的时光。这样，我就萌生了利用原来一点业务基础编写一本法国文学简史的念头，并串联三位志同道合的“搭档”——郑克鲁、张英伦和金志平一起来写。
为什么想到要编写法国文学史？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一直没有人编写法国文学史。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薄薄的，不到12万字，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原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法国卷的“文学部分”，译者是1950年代我在北大时的老师盛澄华教授。当时，日丹诺夫的文化论断一直是国内意识形态遵奉的经典，这本苏制的小册子一直也就享有某种权威性的地位。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苏式的偶像权威也就不在话下了。当时，我个人认定，以我们的知识积累、文学见识、鉴评水平，要编写出一本规模上、篇幅上、丰富性上超过那本苏制小册子的文学史，是蛮有把握的。
说干就干，郁积了好几年的对文化学术的热情一下就爆发出来了。由于我比其他合作者痴长几岁，在学术阶梯上早爬了几年，策划、统筹、主持编写的工作重担自然就落到我的肩上。先是拟定了章节大纲，然后就要进入分工执笔的阶段。但是，从策划、统筹、拟定提纲、查阅资料到进入写作，都无不面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把这本法国文学史写成一部什么样思想倾向、什么样文化态度的书，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的我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的时候，编写工作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与原来只写一卷的计划相比，编写的规模大大地扩充了，仅从中世纪到18世纪文学史，就已经达到了一卷的规模。于是就决定按“略古详今”的原则，将后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法国文学史再写成两卷。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欢腾，各个文化单位都急于走上正轨、恢复工作。出版社要出版一点像样的文化、学术读物，却不容易。我们写出来的法国文学史上卷，倒是恰逢其时，与出版社一拍即合，在交稿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顺利出版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后，中卷与下卷的写作大大放慢，经常一搁置就是一年半载，这是因为当时迎来了一个外国文学的“春天”，各个方面的约稿组稿很多，好些研究项目与翻译项目令人应接不暇。但成书时间跨度拉长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跨度里，我插进去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写了一系列批判“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理论文章；二是发动并组织了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批判；三是发动并组织了对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三件事都有较大的工作量，除了繁杂的学术组织工作外，更主要的是我自己要做先行研究，拿出“主打文章”“主旨报告”，虽然这些事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更深化了我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也增加了我在学术上、理论上的“底气”，这对把《法国文学史》中、下卷写成“成熟的文学史著作”是大有裨益的。
时间跨度拉长，还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参加编写人员的增添，除原来的郑克鲁、张英伦、金志平外，我还吸收了我的一些研究生参加若干章节的编写工作，如施康强、郭宏安、吴岳添、金德全、孟明等，如今他们都已经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名家了。
当然，这三卷中的大部分章节（篇幅）都是由我执笔撰写的，占全书总撰写量120多万字的近三分之二篇幅。如此大的工作量，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也是三卷本的编写时间拖得较长的主要原因。
1991年，三卷《法国文学史》出齐。1993年，《法国文学史》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正因为是第一届，参评的书积累了1980年至1992年整整13年，共达50余万种，能在其中被选拔出来，还算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法国文学史》三卷陆续问世后，曾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不少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对鼓励我们的工作，事后对总结与思考文学史的编写以及再后来对修订这部论著，都是值得回顾、认真对待的。
上卷出版后，李健吾先生于1979年7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把此书作为中国人以马列主义原理编写的“第一部法国文学史”而加以“庆贺”，并指出了三个可称道的特色。李先生是我辈的师长，学识远高出我们，他奖掖提携后辈的热情与促进学科发展的无私精神令我极为感动，终生不忘。
中卷出版之前，为了心里有底，我将该卷关键性的一章即《概论》的校样请我辈所敬仰的钱锺书先生审阅。钱先生很快就审阅完，并正式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诸多鼓励：“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言之有物，语之有据，极见功力”，较前人已“有超越，可佩可喜”。钱先生的来信让我一直感念难忘，我极为珍视，把它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远远比获得什么“特殊津贴”更为重要的大事。
下卷出齐后，文化界、批评界有了一个整体的对象进行评论，好评甚多，溢美之词也不少。三卷本被美称为“完璧”，“自我国有外国文学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国别文学史”，“史料翔实”“论述深入细致”“思想观点鲜明”。特别是下卷更被称为“成熟的国别文学史”。评论者指出，“编著者纵观作品与流派的嬗变，囊括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影响与思想艺术特点，潜心搜集、锐意探求，洞烛幽隐，不趋时尚，务去陈言，自出机杼”，“显示出我国学人在对待外国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恢宏气度与大家风范”。
三卷本之所以得到学术文化界的欢迎与好评，其主要原因不外三个方面。
一是因为这部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多卷本的国别文学史。近一个多世纪来，我国对法国文学方面的译介评述最多，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相对发达的学科里，国人所撰写的法国文学史也寥寥无几，计有1923年李黄、1929年袁昌英、1930年徐霞村、1932年夏炎德、1933年穆木天的数本，均为篇幅甚小的简史，甚至只是简介。到20世纪下半叶，其阅读参考的价值已明显不足。颇有分量的是吴达元先生194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本《法国文学史》，其篇幅达到了80万字，对重要的作品都有一定的介绍与论述，给国人的印象甚深，但此部文学史的译述痕迹太明显，不难断定，是以某一部国别文学史为蓝本编译的。这些法国文学史的著述在传播知识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毕竟还处于以译介、转述为主的学科启蒙阶段，还谈不上成熟的文学史著作。
二是因为该书的历史叙述引用的史料较为翔实，知识量与信息量较能满足当代文化读书界的要求。文学史是一种特定的读物，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更不同于只谈几种社会形态、几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它也不同于作家笔记、作家专论、作品评析专著；不同于形式体裁论、思潮流派论、文学概论；不同于文化史、文明史、艺术史……但所有这些种类的著作与读物的成分，文学史都必须具有。它必须对某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做出全面而具体的叙述，如出现了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形成了何种倾向，体现了何种思潮等。而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也都是一个个完整的“小世界”，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创作过程、继承与独创和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意义、艺术价值等，都是这一个个“小世界”中你必须面对、必须涉及、必须评说的实际课题。与此同时，文学史还必须对产生、包容这一切文学现象的社会现实条件、历史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决定文化艺术的“纽带”或“渠道”做出必要的、清晰的说明。因此，文学史要求知识面广泛、资料性丰富，它必须是全面的、综合性的知识读物。
三是因为整部书有若干理论色彩，论述多少有点理论深度。全书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达到史论结合的境界。我很重视每个时代文学的概论，全书五六个概论全是由我执笔，每一个概论都是各个不同时代文学的框架，是其全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点的提纲，是一整个时期文学的定调。在这里，不仅要概括社会的、文学的有关全部历史事实，要综述整个历史过程，还要说明各种事实、各种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内在关系，更要揭示具有本质意义的性质与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成了文化读书界所熟知的读物，在高等院校，亦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专业参考书，因此，一直存在着再版的需要。事实上，不止一家出版社都曾表示愿意再版，但作为当事人，我面对着再版，却不能不认真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法国文学也已走完了整个20世纪的行程，但原来的三卷本只写到20世纪初期的法国文学，如果再版，理应将20世纪的文学发展史续写完毕。第二个问题是，初版十多年后再版，势必要做些必要的修改，特别因为出版于1979年的第一卷，是写作于“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不可避免留下了若干时代的烙印，这是再版中必须解决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要从头续写法国20世纪文学这一部分，无疑会有相当大的工作量，按照三卷本“薄古厚今”的原则，要避免虎头蛇尾，法国20世纪文学则应占有两卷，该达到七八十万字的篇幅，才能与前三卷保持平衡，这样，《法国文学史》就要从三卷本扩充为五卷本了。浩浩荡荡，主要由一个人完成，对我何尝不是一件功业圆满的好事。但是，早从20世纪80年代，我就逐渐将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20世纪文学，扎扎实实做了一些事情：首先从理论上清除西方20世纪文学研究的“拦路虎”——日丹诺夫论断，对传统的理论戒律揭竿而起；然后，对20世纪法国文学几乎全部的思潮与文学流派、所有重要的作家与代表作进行逐一研究，这些都落实在我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卷）、“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10卷）与“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70卷）。更重要的是，我在十几年的过程中，就法国20世纪文学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作家与两三百部作品写出了近80万字的专题研究文字，这些文字也陆续结集为《凯旋门前的桐叶》《枫丹白露的桐叶》《塞纳河畔的桐叶》三个文集出版，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法国20世纪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面描述与展示。因此，从我个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将已经成书的研究成果在体例与格式上改编成为文学史的形式作为《法国文学史》的第四卷、第五卷，也就成了一个问题。特别是后来，我又将上述三个文集的内容按照文学史发展时序重新编纂成两卷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上卷为20世纪初的文学至1940年代的抵抗文学，下卷为50年代文学至20世纪末期的新寓言派文学，上、下两卷共70余万字交由上海文汇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这样，对我自己而言，《法国文学史》事实上更是已经由三卷扩充为五卷，论及范围从中世纪文学一直到了20世纪末期文学。我作为一个文学史学者终于完成了对法国文学全过程的描述与评析，也算是今生无憾了。
前三卷要再版，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第一卷中的时代烙印问题。为此，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除了对整个三卷进行全面校订修改外，主要对第一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写，还为三卷修订本撰写了一篇长序，对该书的编写过程与时代社会条件做了回顾，对影响文学史编写的诸多理解问题、传统思想、教条原则加以坦诚解析、彻底清理，这是我在文学史编写问题上的一个思想总结。
2007年4月，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修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