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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辑《文化研究》即将付梓，匆忙之中我想仅就其中的两个专题简单写几笔感想。
2019年第3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马中红教授的文章《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这篇文章是我约马教授写的。我的本意是想请她就我一直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当今中国典型的父子两代，即“50后”“60后”一代与“80后”“90后”一代的审美代沟问题，发表看法。但马教授的文章其实谈的不是父子两代的代际之沟（玛格丽特·米德意义上的“代沟”），而是“80后”“90后”的代内之沟（青年亚文化内部的差异），没有父辈的份。文章当然写得非常精彩，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诸多文摘类刊物转载，但毕竟与我的初衷有些不符。
于心不甘的我又于2019年7月初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单位，举办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与审美代沟”专题学术会议，希望推进关于代沟的讨论，了却我最初的心愿。让我再次感到惊讶且不无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参会论文（这期专题一“审美代沟与大众文化”的文章就是从中挑选的）依然在集中谈论当下以青年人为绝对主流的网络青年文化的问题，包括其内部的“鸿沟”/“分裂”，没有几篇真正在谈论父子两代的代沟。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基本是青年学者，这就不免让我这个“50后”觉得有些落寞：看来这些年轻人喜欢撇开我们这些父辈玩自己的，他们或者只关注自己这一代的审美趣味及其内部差异，而不愿或不想进行代际的比较；或者干脆不去碰代的问题。比如，简圣宇的《“审美代沟”：作为命题的研讨》是唯一一篇涉及两代人审美差异的文章，但它在承认代际的审美差异必然存在的同时强调：在今天，共时的或空间维度的趣味区隔，更引人注目。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80年代的各个代际的人，由于历经各种战乱、动荡、鼎革、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代际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但那些享受改革开放红利舒适生活的几代人，如“80后”“90后”（也可以继续延伸到“00后”等）等的审美趣味，其实在深层结构上差异性不大。这也就是说，他们的代际差异不明显了，但代内的差异反倒突出了。杨玲的《撕：网络圈层冲突中的语言操演、认同建构与性别鸿沟》讨论的是粉丝之间的冲突，并将之分为圈内冲突、圈际冲突（圈和圈之间）。就圈内冲突而言，作者认为它构成了一种操演性的、反社会规训的、具有一定创造力的公共交流形式；而就圈际冲突而言，审美的性别鸿沟比代际隔阂更为突出。由于粉丝群体本身就以青年人占绝对多数，因此这个讨论显然同样聚焦于代内（年轻人内部）而非代际（年轻人和老年人）审美趣味的差异。霍胜侠的《香港“80后”的文化与审美转向：以近年香港电影为例》聚焦香港“80后”现象，特别是“80后”青年的后物质主义文化转向。同时试图通过分析香港“80后”现象开启相关研究中的“平行视野”，亦即“80后”作为分析范畴在海峡两岸青年文化研究中的普适性。无疑，作者也是将“80后”这个范畴置于空间维度而非时间维度上来考察其文化意义的。至于罗成的《情动的挑战——移动短视频的“技术—身心”潜能及其文明论意义》、王玉玊的《“萌要素”与“数据库”写作——网络文艺的“二次元”化》、周文萍的《“继后”形象与中国社会女性自我实现想象的变化》等文章，基本没有触碰“代”这个话题，谈论的都是“80后”“90后”感兴趣的，也是以他们为主体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章当然都写得非常精彩，才气逼人，只是依然给我以冷落父辈的感觉。是否可以认为：这反映了青年一代学者带有普遍性的思维倾向，即父辈学者不在他们学术思考的视野内？或者借用我在一篇文章中略带调侃的说法来说：“懒得理你？”联系到现实生活中“80后”“90后”子辈们普遍不愿意与“50后”“60后”的父辈们进行交流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文化社会学意味的征兆。
与记忆专题一样，城市空间、城市文化也是《文化研究》持续关注的话题。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加深、速度的加快，不同学科都在关注城市问题，比如，城市的遗存保护、城市的记忆延续、城市的空间正义，等等。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好城市？这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如主持人所言，本专题所选的几篇文章以个案研究聚焦中国城市空间意义的生产与再创造，试图从文化政治角度丰富、深化读者对于城市的感知与理解。其中，政治与文化、商业与文化、商业与政治、新与旧等在城市空间建构中的龃龉、博弈、互动、合谋，是作为文化研究的城市研究的特色所在。《风景与国家：民国西安“古都”形象的形成》一文，以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西安为对象，论述了在民族危亡语境下国家权力对西安“古都”形象的建构，展现现代性思维如何通过对空间的改造将西安打造成一座凝结民族想象的“古都”、“民族文化故乡”。陇海铁路建设、导游书的编写、陵墓空间的重组等，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政治文化诉求展开，立体呈现了城市的形象变化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策略转型的多面向关系。
相比于“古都”西安，《社会主义外贸空间的塑造——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中心（1957～1964）》一文所聚焦的“广交会”这个个案，汇聚了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力量，也更具主持人所说的“意识形态张力”。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主要的外贸工程，“广交会”的设计者必须在以大工业为城市化目标、以林立的大烟囱为城市成就标志的社会主义中国，建造一座以贸易且是以对外贸易而非生产为城市地标的“社会主义外贸空间”。仅这一点就显示了这个空间建构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它必须在多种政治和文化考量中打造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性的视觉空间：它位于社会主义广州的中心地带，却以外地商人而非本地市民为服务对象；它们利用出口商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却又不断回避着本地市民的视线；它必须对内强调阶级性（政治正确），突出解放军和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因此将广州解放纪念像位于海珠广场的中央，其主体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枪杆子），以表明其社会主义属性，但又必须对外突出开放性，为了符合来自资本主义地区商人的使用习惯和观看视角，需要采用资本主义式的贸易建筑风格。将如此复杂纠结的政治文化诉求通过巧妙的编码加以协调，需要很高的智慧，而对其的解码则需要学术的敏锐性。《老围屋·博物馆·旅游区——城市更新浪潮中的旧民居》所要解剖的空间关系也并不简单。新兴城市深圳的客家旧民居的活化，关涉到发展主义语境下历史建筑遗存在“保护”与“开发”之间的暧昧处境，以及资本、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博弈。这种“前现代民居的现代性转化”似乎实现了城市发展和文化保育的“双赢”目标，但也可能陷于新旧各不得其所的尴尬之境，将西服与草鞋混搭，让人哑然失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物馆：被展览的记忆符号与文化生产》从标题上看，它就已经内含了其主题：博物馆中陈列的是被展览的记忆符号，既然有被展览的，当然也就有未被展览的，后者或者像阿莱达·阿斯曼说的“储存记忆”那样深藏于仓库，未被激活（展出就是一种激活），或者干脆就未能被符号化为文化记忆。兵团军垦第一代的所谓“铸剑为犁”的历史记忆，无论表现于兵团文学、影视中，还是被陈列于博物馆，都属于选择性记忆。文章援引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以分析展品陈列的空间情境构造，以及展品陈列中哪些记忆如何得到了彰显。但是对与彰显一体两面的遮蔽（遮蔽了什么，为什么要遮蔽以及如何遮蔽），却基本上没有说，让人不免有点遗憾。
就写这些，疫情还未消除，大家多多保重。
陶东风
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