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世界宗教发展来看，遍布全球各地的宗教是人类心灵最隐秘、最微妙的部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以其持久的稳定性成为不同地区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宗教创造了多元的文化，是许多文化的源头。

在人类文化中，宗教是灵感、信仰和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也是了解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学的主要渠道。宗教所具有的跨国家、跨地域的文化影响力，可与商业贸易的影响力相媲美，即使商业贸易不能达到的地方，宗教也会传播到。宗教不仅是关乎个人的终极信仰，也是维系人类文明的基础。虽然中国从五四运动以后，儒佛道就被视作落后迷信的社会元素，但是宗教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宗教有它独立存在的社会价值。直到今天，我们也只能引领宗教向着人类共同的目标前进，而不能消灭它们。

中古时代是一个多元宗教汇聚的时代，祆教、景教、摩尼教被唐人称为“三夷教”，正是这“三夷教”曾对唐代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们只是历史上的宗教，早已死亡的宗教，均没有作为成熟的文明流传下来。无论是“异端化”的摩尼教和“民俗化”的祆教，抑或是“方伎化”的景教，都是思想文化上“多元化”文明的表现，这也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宗教史奇观。

隋唐时代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时代。单单依靠印度传来的佛教，不足以产生多元文化融合的文明社会。禅宗是印度佛教和中国道家融合的产物，景教是叙利亚东方教会与中国佛道结合的产物，摩尼教是由波斯传入中国而借佛道之名变异的产物，祆教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结合中国民间信仰传播的产物，这些宗教信仰反映了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

如果说商人无国界，那么宗教便无区域。隋唐时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都曾建立过祆祠、景寺、摩尼光明寺，外来移民“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使得当时的官府对宗教色彩强烈和文化特色明显的小团体采取了认同政策，并设立宗教祠院和萨宝府进行外来人口的管理，以维护国家统治秩序。源自叙利亚的景教，来自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都想在中土坚守自身的传统，体现了外来移民保存自身文化的努力。尽管“三夷教”作为佛道之“外道”被指责、贬斥，甚至被妖魔化，但唐朝的宽容政策庇护了它们的存在。

由于佛教早在1世纪就进入中华大地，南亚、中亚的佛教僧侣入华带来了新思想、新信仰、新学术，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而且促进了道教的形成，其影响辐射到语言、艺术、建筑、文学等方面。“三夷教”与佛道之间虽有互相借鉴吸纳的部分，但是各个宗教是不可化约合一的，因为其“质”不同。要注意的是，佛道两家以文化权威自居，成为社会上主流和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佛道与“三夷教”的交流是不平等的。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可能有所不同，语言上的差异更是双方交往的巨大障碍。景教碑上许多借用佛道儒语言而镌刻的文字，因其有着复杂的内涵，直到今天解读时还使我们面临重重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剖析，安史之乱后的社会苦难，使得他们了解嗷嗷待哺的民众需要，从而找到人类共同需要的和平与安定，用“善”的标准应对正在经受的生命威胁，用“恶”的标准约束自己、关注受难的群体。

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必须让每种信仰都有显现，必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头，必须让不同宗教都有活动的舞台，这样才能使不同的文化、思想、宗教、族群、个性以及价值观相互融合，彼此尊重，激发出更多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