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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粟特地区，是火祆教最流行的区域。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描述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和康国时，记载“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也说：“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特别是西安出土的天宝三载米国大首领《米萨宝墓志》
，更是证据确凿地说明来自粟特本土的米国人与安国、史国等国“粟特胡”一样信奉祆教。
应该承认，火祆教在西域诸国中势力很大，流行区域也相当广，不过信仰可以因人而异，并非所有的粟特人皆信奉火祆教。尽管火祆教东传长安并在唐朝京城建立有六所祆祠
，但并不是唐长安的粟特移民和留居王族都崇拜圣火。一些学者将《米继芬墓志》作为米国人崇奉火祆教的证据，将米继芬划入火祆教信徒的范围，恐怕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我们从《米继芬墓志》中丝毫找不到与火祆教有关的文字，更看不到米氏家庭的火祆教信仰，相反，墓志中所透露的恰恰是米继芬家庭信仰景教，是一个唐长安城中信奉景教的粟特人家庭。
《米继芬墓志》记载其有两个儿子，长子米国进如前所述在唐长安皇家禁军中担任武将；幼子“僧思圆，住大秦寺”，明确记载是一个景教僧侣。众所周知，景教传入中国后，作为外来宗教进行经典传播时，不得不采取“本土化”策略，依托当时已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和道教，运用了大量的佛、道术语来将景教教义转述给唐朝皇帝及其臣民，其僧侣往往也冠以佛教称号，“僧思圆”就是如此。其意为“思考圆融”或“思索应验”，这在景教文献中多有出现。
我们细审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镌刻的僧侣名单中没有发现“僧思圆”的名字。或许《景教碑》立碑时“思圆”年龄还小，资历还轻，教阶还低；或许长安当时的景教僧侣以波斯人为主，这是阿罗本（Abraham）、潘那蜜、及烈以来直到景净的长安景教教团的传统
，身为粟特人的思圆进不了教团上层僧侣的圈子。按永贞元年（805）米继芬死时九十二岁推算，幼子思圆也应该五六十岁了吧，那么《景教碑》立碑时他大约是二三十岁。
图2 公元前1世纪骆驼陶器，叙利亚出土
图3 叙利亚4—5世纪拜占庭时代巡礼纪念小容器，圣母胎教告知图，天使位于座椅对面。周围一圈文字为《新约·福音》第1章第27节记述语
米继芬的小儿子思圆为大秦寺景教僧侣，暗示其父辈、祖辈必定都是景教徒，其家庭固有的景教信仰，耳濡目染给后代留下深刻的烙印，至少可以肯定米继芬心目中只有景教崇拜，否则他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去做专职的景教僧侣。宗教信仰常常是维系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精神纽带，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原有的宗教传统，米家也不会随意放弃信奉火祆教而改奉景教，同一家庭内的成员在宗教观念、情感、礼仪和修养等方面均具有一致性，何况米继芬与妻子米氏都是米国人，又生活在长安胡人聚居区内，不存在“土生胡”宗教信仰因环境改变而改变的问题，所以米家坚持景教信仰始终不改是有历史渊源的，起码米继芬的祖父伊西和父亲突骑施在米国本土就是受洗礼的基督教信徒。
从《米继芬墓志》记载其本人事迹来看，“四善在意，七德居心；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他很有可能为周围的平民信徒做过善事，赢得了坊里平民的称赞，为自己家庭保持累代不败创造了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
图4 6世纪晚期在叙利亚北部德米尔布雷伊吉的圣丹尼尔教堂门楣上的十字架，拜占庭帝国统治下聂斯托利派作为异端仍可以建造自己的修道院
至于思圆所住的大秦寺，我们认为应该是唐长安义宁坊大秦寺，该寺是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诏令波斯主教阿罗本所建，不仅是长安最大的景教寺院，而且距米继芬家居住的醴泉坊只隔一条街，斜角相邻。即使长安其他坊里也有景寺，思圆也不应舍近求远
[1]
。景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思圆又生活在醴泉坊、布政坊等紧邻西市粟特人的聚居区，他到义宁坊大秦寺礼拜传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有论者认为长安大秦寺因靠近胡人社区，应是景教僧俗信徒日常从事礼拜活动的教堂（church），距离长安城较远的周至大秦寺则应是景教修士们幽静隐修之处（Monastery）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6—8世纪中亚粟特地区接受景教传播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以来，在赭石（Tashkent，今塔什干）出土有6—8世纪的景教十字架硬币，在喷赤干（Panjikent，今片治肯特）粟特古城遗址出土叙利亚文景教《诗篇》陶片，在撒麻耳干（Samargand，今撒马尔罕）发现至少8世纪已建立的主教教区，在碎叶（Tokmak，今托克马克）楚河南岸发掘出8世纪景教教堂遗址，在高昌古城发现了9—10世纪回鹘景教寺院的十字架壁画以及出土了大量多种语言的景教写本，特别是粟特语景教《圣经》等文献被屡屡发现
，表明中亚粟特城邦国家有景教教徒活动，景教曾在粟特人中有信奉与传播，尽管景教教徒在火祆教、佛教、摩尼教的夹缝中受到很大压力，但他们以自身特色不屈不挠地获得粟特人参与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扩大影响。
图5 景教十字金饰件，内蒙古白云鄂博博物馆藏
在厘清米继芬一家的景教信仰后，就不能不重新认识唐长安粟特人的宗教文化。这愈发证明来自西域的移民是多种宗教并存与多元性文化的民族，也足以证明唐长安的景教势力绝非弱小，尽管米国人有多少景教信徒无法推测，但活跃在唐长安的米国人很多，像歌唱家米嘉荣，琵琶演奏家米和，夏州节度使米暨，舞蹈家米禾稼、米万槌，以及米萨宝、米亮等
，他们中或许还有信奉景教的教徒，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厘清与探讨。
[1] 长安醴泉坊是否有景教寺院，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例如D.D.Lislie认为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于醴泉坊所建的波斯胡寺，即因其王后信仰景教而为景教寺院，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祆寺。（“Persian Temeples in T'a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286）陈垣先生早有类似看法，他认为醴泉坊的波斯胡寺是后来改名的大秦寺，即景寺，与祆祠无关。见《火祆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但林悟殊教授认为醴泉坊波斯寺的性质是祆祠。如果醴泉坊确有景寺，米继芬儿子思圆所住的大秦寺应在此坊，是否有波斯人景寺与粟特人景寺之分别，暂且存疑，以待新史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