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思想的前辈学者曾经启迪我说:“一个人进行科研仅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是不行的,要有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雕塑、绘画、音乐这些艺术形式有助于你理解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从大跨度的联想中获得启发,然后再用严密逻辑加以验证。没有创新,没有艺术熏陶,没有最前沿的新见解,只会徒劳无益地走火入魔,不如不做研究。”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史书都是文字的历史,但是每个时代发生时,其实都是有图像的,只是在历史传承中,绝大部分的图像被屏蔽筛选掉了。我们通过地下墓葬出土的壁画,能发现在历史的皱褶和细节当中,一些更加真实的特殊画面,这些画面丰富了历史的纹路和肌理。
20世纪前半叶,因为敦煌文书和其他考古发现,“以物证史”的时代到来了。随后,陈寅恪“以诗证史”和西方学者“以图证史”独辟蹊径地展开,引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尽管有不少持旧保守的不同议论,但它毕竟发前人所未发,开辟了一个新视野。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不断涌出,“以图证史”“形象史学”成为一种新潮流。虽然有的研究剑走偏锋、走火入魔,有的研究争议激烈、僵持不下,但造成的震荡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本身的研究范围。
我从大学教学岗位选调进入文物系统工作后,前辈学者的话愈发让我受益,除了每天看大量的历史文物和造型艺术图片,还经常深入各地文物库房直接观察那些静卧的文物,还可以把需要研究的文物抚摸掂重,那种感觉是一种艺术的享受。特别是汉晋至隋唐的雕塑陶俑、墓葬壁画和出土器物,常常让我流连忘返,它们有着希腊罗马雕塑的神韵,有着古典艺术的精妙水平。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无名艺术工匠来自何方,但是他们巧夺天工的作品确是杰作。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传承者,能经常看到许多国内外古代文物,这是打开国际视野的契机。我每次到海外都期望抓住拜访博物馆的机遇,尽可能多接触文物。这不仅有利于填补自己视野的空白,也有利于追随艺术天使而飞翔,沿着线索穿越往事,寻找千年前的艺术原型,从而了解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一位贤者几次对我说过“free perception”,特别提醒我要广泛了解艺术创造,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眼光。
虽说文物不能涵盖文化,但它却是文化中最直观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文物对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一个时代艺术世界进行认识与理解,唤起我们认知古人的渴望。以研究出土文物中艺术图像来对话世界,多年前就是我从事研究的出发点。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明开放的王朝典范,胡人、蕃人以及黑人等其他人种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出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生机与活力。这个时代出现了艺术的多样化,出现了与西方文化对接的许多迹象,并留下打动人心的历史记忆。开放、自由是永恒的原则,在竞争的领域,胜利永远属于思想开放的强者。
历史是对已经逝去的人和事的记录,文物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创造的遗留。人都有反思往事的需求,有寻根问祖的愿望,有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天赋,也有鉴赏文物瑰宝的传承。历史研究和文物考证可以帮助人们回溯千年远景,认识自己,虽然它不像应用科学那样快速直接地取得实用效益,但它为未来的发展创新指点着方向,有着巨大的文明反哺功能,所以世界各国都建有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隋唐作为中古艺术研究的突破点?我回答,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隋唐时代接纳新知最丰富,吸收外来文明最积极,能敞开胸怀承受天竺、波斯、拂菻等外来艺术思潮的撞击,给千年后的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艺术珍品。例如对“胡旋舞”的探讨至今方兴未艾,这是唐代的“圆舞曲”还是“曳步舞”,仅凭壁画上的舞蹈图像或是陶俑中的舞蹈俑,恐怕一时难以解开,但是动静相宜的柔软身段,舞至沉醉的曼妙姿势,外来艺术的真实与虚幻在舞蹈中纠缠相接、扑朔迷离。
外来文明带来多姿多彩的艺术取向和精神活力,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形式,而且使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得以进一步变革发展。
当前研究的难点在于,考古艺术和文物解读离不开文献的佐证,只有两者结合甚至是三重印证,才能将视觉艺术变迁纳入社会史框架之中,在历史框架内解答艺术史的创造表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艺术史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考量,它们往往不自觉地将中国古代艺术作为西方希腊罗马艺术观念影响下的一个分支。问题是,我们自己还停留在本土艺术的简单介绍上,还停留在大众阅读层面上,没有进入社会史的研究中。
另一个难点是艺术品载体的不同。平面图像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以及器物上的刻画等,立体图像包括陶俑、雕塑、器物浮雕、金银器圆雕等。直接在石料上雕刻和经过压模、捏塑最后烧制的陶泥是不一样的,按照多维深度扫描的分析看,有的陶俑釉面质感如脂似玉,有的金银器外表光润柔和,表象的平面与多元的立体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韵味。因而,图像研究与看图说话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文物激活历史,丰富历史,选择和强化个体生命的参与,艺术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考古艺术的研究激活了冷寂的历史遗物,复活了外来文化的细节,让历史充满了神奇、神秘的想象。但是想象离不开文献史书的印证,离不开对古代社会的基本认知。我们必须避免误入歧途,提升自身审视历史的能力,推动文物研究的进步,加速艺术创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