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胡俑是在千年前长安丝路胡风吹拂下遗留下来的并非幻影的真实形象。胡俑表现的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但正是小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经络俱全，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那些透过生活细节看到的历史也往往更可信。丰富多彩的千年陶俑走出地下，舒展着自己的生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活的历史，值得我们关注，并以文物填补历史的空白页。

30余年前我第一次看到《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非常惊异，这部由郑振铎先生1957年作序的黑白图录，也是第一部有确切出土地点，其中有许多且有绝对正确年代的唐俑图录。特别是其中的胡人俑，是视觉艺术研究的绝好对象，它使历史研究者能够在客观可靠的形象基础上，进行美学历史与思想观念的阐述。尽管在复活往昔人类活动时少不了推测假说，但真实的原物会让人们更加重视已经消失的历史演变。我们正是凭借浓缩了历史的胡俑讲述生命，传递着千年以前的世界观照。

在我从事的中古时期中外交流历史研究中，正是通过许多文物艺术细节来描绘当时的生活史，这些雕塑胡俑让人直接触摸到历史肌肤的细腻纹理。原先这些被展示的陶俑或三彩俑都是历史研究的参照旁证，现在这些出土文物却成了艺术的底本、历史的证据，使我们经由繁多琐碎的胡人俑重现当时的盛世，惊叹外来文明的时尚。

虽然有胡风卷汉地、胡雨淋汉人之说，但我们也不是随意谈“胡”说“蕃”的，而是需要认真挖掘文明的价值。所以我们以收集唐代胡人陶俑形象为定位，以文献考证为始点，运用艺术的体悟想象力，从前人所不知的陶俑造型上，重温中西交流高峰的大唐，开辟新天地，期望做到处处引人入胜，一新耳目。

关于过去争论不休的历史难题，从胡人俑形象上可以洞察出许多重要的线索。一具具胡俑呈现在我们眼前，造型生动，颜色鲜艳，栩栩如生，依稀让人感到当时的气息，感到一种心底深藏的召唤。

胡人、胡音、胡风对中国汉唐之间的社会产生了强烈撞击，他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灿烂和最辉煌的篇章，其中最精彩诱人的就是不断出土的胡人俑，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对此，西方学者早已着手研究，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J．G．马勒女士出版了图文专著《唐俑中的胡人》，2008年我在昆士兰大学图书馆才看到英文原版书，2012年兰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由王欣翻译，中译本书名为《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距英文版出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基本建设，曾将出土的胡人俑列入陶俑之中出版过，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黑白图版模糊不清，印制质量粗糙，只有出土地点等寥寥数语的介绍，研究内容仅在前言中稍作提及，一些本该由中国学者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都停滞下来，一搁几十年。例如昆仑奴俑长期被认为是来自非洲的黑人，竟无人提出新的求证；抱皮囊胡跪俑竟被解释为插花瓶胡俑摆件，也无人考释；胡商俑按照族属被分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吐火罗人等，不知根据何在？有些问题甚至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胡人俑是以个体记忆组合集体记忆，以丰富碎片实现全景描绘，以胡貌选择刻画外来民族的肌理，为后世留下一部鲜活的记忆性史料。若说胡人俑犹如外来的神话在这里延续，充满了异域的神色，令人瞠目，那么在这些胡俑身上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气氛，一种厚重的历史气息，一种让后世人惊叹的传奇，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遐想。

很多人都忽视看胡俑要看细部，要通过正面表现、后背发现、立体再现等多视角的审视才能作出艺术思考，才能进行极致研究。陶俑制作工匠和画匠通过撷取生活的片段，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缩微象征，例如胡人头部后面的辫子，使人联想到留辫子草原民族中的粟特人；马鞍上携带的物品，使人知道胡人身后贩运的物品种类；骆驼背上垫着的花色毡毯是达官贵人家的标志，而光板身子又载着厚重行囊的骆驼，即使长长颈项上披着柔和的毛，也显现出在丝路旅途上饱受风沙侵袭的情景。胡貌武官是主人在地下冥界的忠实守护者，随时准备驱赶所有的入侵者；深目高鼻文官则是主人的智囊随从，时刻听从自己主人的指示去完成任务。凡此种种，都可说是与胡俑的艺术造型息息相关。

从北魏至隋唐的陶俑，最大的特点是塑造得传神写实，普遍超过了平面的壁画、绢画、纸画和白画，甚至一些呆板模式的石刻，大量的陶俑都以人像和人体为主，并用毛笔勾画，有着活生生的感觉，而女性与情色无关，男性与裸体无涉，许多创造元素均是艺术中的精品。尤其是具有西域特质的胡人俑，既充满了神秘感，又表达了人的身体、肌肉和运动的美感，一件件造型独特的人俑经常表达出经典的、隆重的美，强烈地激发起我的探索兴趣，也激发起我想象的空间和艺术的灵感。

比陶俑稍晚出现的唐三彩，主要是作为陪葬的明器，但唐代普通百姓是不容许用三彩陪葬的。唐代典章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后可陪葬的明器数量和尺寸规格。三彩在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进入一个极盛期，天宝之乱后逐渐减少退出冥间。

陶是低温烧成的土器。唐代陶俑品种很多，有灰陶、红陶和彩绘陶，有着很高的艺术性，主要作为墓葬随葬品。唐三彩是低温釉陶，用红土或白土作胎，釉由瓷土、陶土、草木灰、石灰质配成，大量加入铅灰或铅渣作助熔剂。以铁、铜、钴（蓝色）的氧化物为呈色剂。入窑焙烧时釉层熔融、流动、浸漫、中和等物理化学作用，使釉彩灿烂夺目，让人无法想象唐朝工匠是如何配制出来的，无法想象奇瑰怪谲的窑变竟能产生低温之美，这就是火在陶瓷艺术中的神力。

不管是陶制还是上釉三彩粗瓷，我凝视着这些胡俑，它们动静相宜、悲欢交织，有的优雅自信、宁静雍容，有的明眸红唇、口吹乐器，使人仿佛看到重山古道上客商连绵侠肠，冬雪时毡帐内围炉浑炙嫩羊，记述着昨夜长风，寄托着人生的念想，汇聚着人生百态。陶俑雕塑为历史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据，是古代“纪实塑造”的凝固影像，是当时历史进程中的艺术积淀和人物见证，是最能使人信服的记录和文物意象。

陶俑之美在于它是凝固的性灵，塑造它的巧匠绝对没有想到千年后它大出风头进入拍卖收藏之列，墓主人也没有想到他的陪葬物忽然冒出地面成为现代人家摆放的艺术品。唐代陶俑三彩俑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也频频露面。这是古人绝对不能想到的。那些深目高鼻的胡人俑不会说话，即使说话用的是粤语还是秦腔？发出的是唐音还是胡音？因此不能只发出怀古的感慨，我们需要用艺术的眼睛感受中古胡汉时代，用社会史的史料去考证诠释，当灵感女神填补我们想象的空间时，才能捕捉千年前性灵的回响。胡人武士横眉立目，墨笔画出的威武闪动的胡髭，翘着骁悍与不驯，使人感受到隽永的瞬间被凝固下来。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要用文物激活历史，丰富历史，选择和强化个体生命的参与，胡俑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胡俑的研究激活了冷寂的历史遗物，复活了外来族群的细节，让历史充满了神奇、神秘的想象。我常想胡俑成为6-9世纪的肖像代表和外来象征，不仅造型冲击人心定格了一个时代，而且艺术感动世界与那个时代一起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有文学家提示我陶俑是来自地下深处的生命史记，是那个时代灵魂幸存者的心灵珍藏。我们在研究胡俑时应该用美的心灵去拥抱美的遗存，这些瑰宝都是人类的心智之果，都是不同民族血脉的跳动。其实，有时候我看着那些千年前留存下的胡人雕塑，常常会遥想工匠创作时的世相，他们所塑造的欢欣鼓舞的笑颜、忧祸惧难的苦相一一展现，文臣的嘴脸，武士的怒目，马夫的疲倦，猎手的激昂，乐人的得意，奴仆的乞怜，商贾的悲哀，尽收入工匠的心底，它们经过头脑的过滤，在手中化成一个个令人惊奇的陶俑。但是胡人在墓葬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说明了他们的地位很低。

需要提醒的是，近年来陶俑造假日益猖獗，有些造型千奇百怪、拙劣不堪，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常理，所以还原胡人的历史，不光要有激情适度的探索，更需要理性的澄清，例如女扮男装——“男装丽人”，现代一些人认为展示出一种奇异的美，是满足了唐人那种隐秘的审美心理，由女扮男装产生的“性倒错美”的欣赏，使人们从性倒错服饰感观产生官能的刺激。正统的卫道士则认为这是一个变态的伤风败俗的举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俑男装的“袍绔”表示地位低下，是“袍绔”工人。女着男装的人一般在当时地位都不高，吾师孙机先生几次提醒我不能过高地去评价“女扮男装”。

我沉浸在那个千年前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一个陶俑三彩忠于史实，刻画入骨。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胡俑使人们体会到千年前一种生活的质感粘贴着我们后人。若是把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和流失海外的胡俑，全部整理出来，就像将很复杂的史料整理成视觉感很强的图画，那么无疑将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学术工程，我们自己也就如同整理精彩的人性和生命体验，受到灵魂的洗礼和心灵的净化。

被称为“中国雕塑”的陶俑为历史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据，是古代“纪实塑造”的凝固影像，是当时历史进程中的艺术积淀和人物见证，是最能使人信服的记录和文物意象。从这个意义说，胡俑也是人学的一部分，要保持胡俑研究的长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