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华西村有一景，所以利用春节前的假期到江阴华西参观。参观也是瞻仰，三四十尊塑像，虽然制作的工艺说不上是一流的，倒是有我一直以来崇敬的人物。

所塑的群像分别矗立在相邻的几块草坪的周边，分明是一个雕塑园，然而华西人称它为“信仰大观园”。事关信仰，肃然起敬，但是接下来的场景让人惊讶、忍俊不禁。最先看到一组塑像：依草坪边缘而立，依次是袁崇焕、萧何、商鞅、林则徐、海瑞、包公、岳飞、薛仁贵、穆桂英。正中央……抬眼一看，呵！是毛、刘、周、朱、邓。感觉是历史上的文臣武将都被召唤来拱卫五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于一个从小深受某种意识形态熏染的人来说，这一安置和组合不伦不类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按革命功劳的大小论，有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有成百上千，怎么就排上了海瑞、包公、穆桂英呢？正琢磨，另一组塑像映入眼帘，有一半是老熟人了：焦裕禄、雷锋、刘胡兰、黄继光和董存瑞，几十年来一直是学习的榜样。另一半也不陌生，一说到中华古老文明必然要提及的盘古、女娲、黄帝、炎帝、大禹，不过英模人物和三皇五帝等距离排列，是头一遭碰见。

我知道国人从来就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和谐包容的胸怀，但还是感到突兀，起码应该将焦裕禄、雷锋、刘胡兰这一组和袁崇焕、萧何、商鞅等调换一下，时空穿越也不是这么玩法呀。当然立即意识到是自己的迂腐，观念被时空束缚的缘故，怎么摆放不是摆放？那些作古的人物既然已经获得永生，时空啦，身份啦，位置啦，都不重要。不少旅游景点有蜡像馆，蜡像馆里面的人物也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自己从来没有对其中的人物关系提出过异议。

缘由还是在“华西幸福园，信仰大观园”这一规定情景的导入，信仰应该有信仰的严肃性，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应该归在一起，才显示出信仰的力量。

在信仰大观园的入口处有一个告示性的说明，意思是除了邪教不能信，“神马”都能信。这才明白这是一个包罗范围博大的信仰系统，是信仰的大杂烩。邪教不能信，是为了表示政治正确！什么都能信，则表示开放气象，以显示华西人的博大胸怀！这一胸怀是超越史学的、阶级的或意识形态的分类原则，单靠学理逻辑解释不了的。随意性的摆放正是民间信仰的一种特质，换了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后现代性，当然是本能的后现代，不是那种书本定义中强调小叙事的后现代。本能的后现代拼贴，使得有深度的历史趋于平面化和大杂烩化（其实这更体现时代特征，即讲究实用，讲究大团结，讲究谁也不得罪。以当下的政治判断取代以往的价值判断，也是实用的一种）。

当然说是后现代拼贴，其实也有逻辑和深度。比如中央和边缘还是有区分的，而且中央的领袖们雕像的材质也明显好于其他雕像，并且领袖一律是坐姿，其他的人物统统站立，任你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这里的逻辑不仅是厚今薄古，还是将当国的领袖人物放在核心地位。与核心地位遥遥相对，隔着两块草坪的另一组革命人物虽然还没有标上名字，看形象和造型应该是江姐、鲁迅、李大钊，还有一位书生模样的，大概是瞿秋白。

说到信仰，总觉得还缺了些什么人物，原来答案就在不远处：在中轴线的一侧，找到了老子、孔子、墨子、弥勒佛、送子观音，他们和释迦牟尼、耶稣、圣母玛利亚一字排开。儒释道的教宗一个不少，还有洋教主。不过他们统统不入主流，似有明日黄花的感觉。他们的存在是以示包容，当年大批封资修，多少落下了些许阴影。好在这里的基本原则是多多益善，各路神仙只要政治上不犯忌，统统网罗其间。国家领袖、英模人物、帝王、清官、忠臣、古代圣贤、思想家、宗教教主，或杂处或并列，济济一堂，相安无事。

在我参观华西之前半个多月，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一侧立了九米多高的孔子像，为此，反孔一方和拥趸的一方争论不休，在互联网上大动干戈，当然打的是笔仗。全国的孔子像无计其数，不怎么有人计较，还有为了孔子而排斥基督的，但是，天安门广场能摆放谁，不能摆放谁，这是意识形态之战，估计无论哪一方说服另一方均不是容易的事情。像华西人这般百无禁忌，照单全收，那就什么争论都不会发生！

华西人的百无禁忌是有来历的，他们在构建信仰的“和谐社会”，这不仅符合当下语境，也不违背历史文化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是指道教文化的传统。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底在道教，这么说不是要强调道教是本土宗教，这无须再言，我想鲁迅老人家的意思是道教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国民性相通，既海纳百川又藏污纳垢（关于国民性，是一个巨大的无穷无尽话题，此处不表）。

作为多神教的道教，其谱系虽然很多，很庞杂，从来没有好好清理过，清理是需要花大气力的，需要知识界的鼎力相助。大概是“子不语”的缘故，中国的知识阶层和佛教的亲近程度超过道教，所以道教的系统理论在后期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也走入怪力乱神、巫觋咒符一路。之所以中国的知识阶层整体而言与本土宗教疏远一些，可能是与道教一开始不太靠谱、很讲究实用有关。信仰也有层次之分，即纯精神性的层次和实用性的层次。在实用的层次上往往会把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也误当成信仰，或者说这就是一种信仰，所以有拜物教一说。道教的实用性很强，小到祛病救灾、求财祈福、延年益寿，大到升仙得道、呼风唤雨，或逍遥快活或长生不老，按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将现世的人生看作乐还是苦，是道教和佛教的最大差别之一，道教将人生看作是乐的，所以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

佛教虽然是舶来品，却比道教要“有谱”得多，精神性层面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当然这和佛教的“谱”（其基本理论和系统）在传到东土前已经完成有关。中国尽管一直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说法，翻翻思想史，提出三教合流的，基本是道教立场，没有哪位儒家著名思想家倡导过三教合一，佛教传到中国后开始也有三教合流的说法（见牟子《理惑论》），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佛教在华夏有所传播，但是一旦站稳脚跟，就无所谓合流不合流了，倒是发展出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教派。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兴兴灭灭，声势最为显赫时，闹到皇帝要出家当和尚的地步，也没有要和道教分享其“光荣和梦想”的意思。道教提倡三教合流，是符合其精神内核的，因为道教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出于实用目的，并不是意识形态十分严格的教派。有研究者认为道教的一些经典（如道藏）也是模仿佛教典籍的架构而来，难怪明代有所谓“三一教”产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意思。

不过什么都不能一概而论，在早期，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就是所谓争夺话语权和宗教的领导权的斗争，刘宋时期的顾欢就有《夷夏论》面世，他不仅信奉道教，而且要将道教和佛教分出一个正邪是非来。夷夏论就是夷夏之辨，意思是要搞中国特色的宗教，不搞西方的那一套，因为佛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礼教。道教正是滋生于本土，符合“国情”，故一度十分兴旺，在李唐开国后的一段时期达到其巅峰，成为国教。但是道教得势后，在实用性层面得到了拓展，炼丹喝药，消灾度厄，精神性层面没有相应的完善，又参与到上层政治斗争之中，所以当武则天改朝换代时，武周革命弃道教而借助于佛教，这里除了政治和权力的原因，还因为在佛教和道教的论辩和义理之争中，道教败北。后世学者总结认为，道教在理论体系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均不及佛教来得严密和完善，在论辩中失败是难免的。另外后期道教似乎从来不搞清理门户的事情（这里是指思想和理论上的谱系而言），而总是在扩展，有点像股份公司，不断收购中小企业，将民间信仰的一干神祇纳入自己的体系，到明代以后更是加速扩容，先后将文昌帝君、妈祖、关帝、八仙、土地、城隍和蚕神收编到自家门下。据说，正是无限扩容，导致面目模糊，使得道教江河日下。

与道教的照单全收不同，佛教相对而言比较有原则，佛教各宗派之间常展开辩经和论争，佛和外道之间也经常要论辩，以证明自身的正确性，一辩十天半月，唇枪舌剑，很是尖锐刺激。钱文忠先生的《玄奘西游记》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类辩论大场面，相信他所据有本，来自相关文献典籍。（不过有“文革”经历的人自有深切体验，那时红卫兵和红卫兵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经常展开大辩论，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之辩。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双方都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指责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辩论的最后获胜者不一定是道理讲得透彻或理论逻辑严密，获胜者常常动用的是两种武器，情感煽动和高音喇叭，有时后者更加重要，控制音量比说理动情更加有效。那时的红卫兵已经从实践层面知道“媒介即信息”的道理，很会利用现代传媒科技先声夺人。）

佛教成为中国本土宗教后，这种大辩论似乎不怎么兴，禅宗的公案里倒是保留了一些体悟方面的论辩，越往后越少辩论，如今的架势有点像道教，也很讲实用，理论似乎只是点缀。所以一干信众讲求财祈福，保安康，保延年益寿，三教九流混杂在一起，在庙里供奉关老爷，也供奉孔子，很有和平共处的精神。然而实践的层面和精神理论层面错开了，金钱和权力的能量就得到发挥，一来二去就与当年的教义相背离。据说和尚也分处级局级，另外看到功德箱就是捐钱，殊不知“功德”二字原本不是金钱。当年，那位舍道归佛的梁武帝曾问达摩，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说，实无功德。《六祖坛经》中解释说：“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那什么是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而“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自然，功德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难以道尽，但是强调自身修行，不以福报为目的，是其核心理念。

对于信众来说，将功德转化为捐钱，简化了修行的方式，省却了精神方面的功课，但是对于自身境界的提高并无益处（捐钱和舍财有很大区别，前者是有计算的，有心理平衡点，后者是一种信仰或世界观）。类似将功德解释为捐钱的情形，在当下较为普遍，就因为捐钱简便易行，这种简便易行将人们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即精神方面的委顿和马虎。

其实精神追求层面的顶真、“认死理”和社会实践层面的包容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的认真拓展就没有后者的包容。眼下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相反的情形，信仰方面什么均可纳入，什么都信，实际上是无信仰，而在社会实践层面则无包容，不能利益共享，不能接纳不同的意见，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整体在原地踏步。即便不拿精神层面说事，单说GDP，去岁欣闻中国GDP超出日本，只高兴了片刻。其实从盘古开天辟地到20世纪初，中国一直领先日本。早先两千年前尽管无资料记载，但中国物产丰富，日本是比不了的。那时日本在国际贸易中主要出口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派徐福去东瀛购买，还没有到手，可以想见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会太高。

还是回到精神层面来说，有所追求和有所宽容是一个民族心智成熟的表现。纪念和瞻仰优秀历史人物再多也应该，如果只是灵机一动，将雕塑园奉为信仰大观园则不妥，这有点像春晚的小品，只要不犯政治，什么都是搞笑的材料。当然只是华西村上演小品也罢，然而今天这种灵机一动的小品精神成为时代特征，从心脏弥漫到毛细血管。

信仰不是旅游资源，精神层面追求的严格性和社会实践层面的包容性既不能偏废，也不能混淆。从这一理念出发，天安门广场安置优秀历史人物的塑像可以尺度放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选择的对象不少。但是这些优秀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和究竟是哪一种贡献，倒是应该辨别清楚的。好在今天的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论辩的公共空间（在互联网上，点击率高、转发次数多的，从来不是胡搅蛮缠或靠谩骂取胜的帖子），也有相对全面的信息，容易取得相对的共识。当然，华西村里的那三四十位人物可以也应该移一些到广场上来，毕竟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不是从1840年之后才开始的。历史的步伐不单是正确与谬误的争斗，也是泥沙俱下的过程，那些大的泥块和沙粒只是比较容易被发现而已。

（原载《读书》2011年第7期） LsCqxr4xvu09zMM2Adoimeiz8K+NfTlVKKupB8kyb5QShrk5IoleP4NZSC5NKH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