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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物还是宝物，总是物以稀为贵。走进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劈面而立的是罗塞塔石碑，这块被人们称为钥匙碑的镇馆之宝，镌刻着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时的诏书。石碑的正面有三段不同的文字。居上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是立碑当时的埃及通俗文字（公元前1世纪），最下方是希腊文，后来的学者根据下方的希腊文和埃及通俗文字破解出早已失传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并且发现埃及的象形文字，并不全是表意字，它们居然也可以是表音的，即象形字符同时是拼音符号。破解古埃及的文字之谜，吸引了欧洲许多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英国的托马斯·杨和法国的商博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同行又是对手，互相之间是较着劲，最后是商博良胜出。学术研究中竟然有了竞技的成分，这就有了情节，有了悬念，有了观赏的焦点，如后来的达尔文与华莱士之间也是这种关系，《物种起源》的仓促发表是达尔文为了抢在华莱士之前公布自己的进化论思想，情形有些惊险。这类学术竞争有时像智力游戏，常常成为历史佳话，所谓胜出，其实也是在吸收了前人和他人成果之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文明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虽然其间难免也有争夺、狡黠和欺瞒，但毕竟没有权力竞争的血腥味。多少年之后，当人们还对《雍正王朝》《张居正》等小说或电视剧津津乐道时，这类小圈子内的学术竞争听起来显得分外迂腐。

无独有偶，这回在银川西夏王陵，笔者也看到了一块钥匙碑，是有着西夏文和汉文两面碑文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复制品，真品在武威市的博物馆内。西夏王朝于1227年被蒙古大军灭族，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从此湮灭不传，所以到1804年，感应塔碑的发现，使得一个消失了六百来年的文明重见天日，本该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是实际上却波澜不惊。也许在天朝文化人眼里，这蕞尔小国或化外之地的物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西夏文无疑是“天书”，这是当年西夏王朝的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的一套表意文字，结构方正，笔画烦冗。远看这些方块字，个个眼熟，近看一个也不认识（在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上，笔者观看徐冰创作的《析世鉴》，就是这种感觉。由此相信徐冰的创作灵感最初可能来自西夏文）。张澍发现西夏碑比法国人发现罗塞塔石碑仅晚了五年，但是这两块碑的命运完全不同。罗塞塔石碑很快就有了归属之争，尽管石碑是在埃及的罗塞塔附近的一处要塞发现的，但法国人认为，是他们首先寻觅到的，拥有物权。英国人的逻辑，既然英国军队打败了法国军队，那么一切都是英国的战利品，包括罗塞塔石碑。于是法国人又偷运，英国人又拦阻，最后就装船运到了大不列颠。我怀疑这后面的偷运之说是好莱坞电影人的祖先虚构的，当然也可能真有其事，生活总是比电影更丰富、更传奇。

西夏碑则不久就被人遗忘，尽管乾嘉学派的主要人物如戴、段、二王，除了戴震，其他三位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都健在，但中原的考据和训诂之风不够强劲，并没有刮进西域。西夏文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在一百年之后。19世纪70年代，当英法学者在争论居庸关下云台门洞中镌刻的六种文字中唯一无法识别的文字（其余五种已知的文字分别是汉文、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到底是女真文字还是什么别的文字时，人们显然不知道西夏碑的存在，当然更不知道张澍的发现。直到1908年《蕃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辞书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重现，人们终于获得了解开西夏文的密钥。自然就没有了像破解古埃及那样来破解这“天书”之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该碑直到1961年才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

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品种太广，种类繁杂，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套用到本文，亦可说宝物有价文物无价。因为文物的种类更广，更加繁杂，并且文物概念还是不断延伸的。所谓文物，时间的长度（历史悠久）只是一个方面，文化的走向、观念的演变和某种风尚的相互作用均决定着文物概念的内涵。前文说过，一定的知识背景、意识形态，某种语境和氛围都是文物的构成要素。这样说来，就有点神秘，有些玄乎了，还是打住吧。

当然什么事情都不绝对，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文物是有价的，因为他们公司曾经为一些文物展品做过保单，那上面，文物分明是有保价的呀！

（原载《文汇报》2013年3月25日） 937CceZK0I6WSntbNnNXGeIU64yx9tW2pgwxn2ctvSVaCxs/sL2DX7bRq3tDnJ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