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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文物的概念和宝物的概念是不同的、分开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概念是交叉的，有时是等同的、难分难舍的。
宝物是独立的，不需要衬托，无论在珠宝店，在博物馆，还是私家收藏那里，都会射出耀眼的光芒，让所有人眼睛为之一亮。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在一定的语境里才有价值。今天来看，莫高窟的一切，哪怕是一抔黄土都是宝贝，可是那时节，莫高窟几近废墟，只有王圆箓（或许还雇一两个人）在那里忙碌、清理。谁也不认为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有多么重要的价值。这跟卞和献璧不同，和氏璧是宝贝，楚王或楚王的近侍、玉工等是有眼无珠，不识荆山之玉。而敦煌的情形与此不同，那些纸本和经卷只有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者的视野中才有价值，所以要等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场，才显出意义来。
这是很悖谬的事情，王圆箓和斯坦因造就了敦煌学，却同时背负了罪名，如果当初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胡乱处理，甚至烧纸取暖，反倒不会有人指责，王道士只是无数道人中较为寻常的一个。或者说斯坦因拿走这些，没有送回英国，中途不测，文物失散，反倒不会有人指责。事实上，他多次考察西部中国，在没到敦煌之前的1900年，已经在从喀什到和田的途中搜集了大量的文物，如陶片、钱币、金属器皿、简牍、写本、画像等。若没有敦煌学的崛起，则可能他的这些占有，没有多少人会记得或提及。在国人眼里，他最多是一群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者中面目模糊的一员。然而有了敦煌学情形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敦煌学越显赫，他们身背的罪名越重。其实，敦煌学并不是必然会有的，这是意识历史或者观念历史的产物，正是斯坦因和王道士的偶然相遇，给了历史以产生敦煌学的机遇，当然还要有伯希和的跟进和法国汉学研究的兴盛，否则，以中国（或大清）当时的情形而断，恐怕这类文献资料被毁弃和埋没的情形居多。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虽然是千载难遇，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历史之悠久，类似的情形一定会重现，特别在西北之地，气候干燥，东西不容易腐烂，成捆成堆的文物出土，保不齐会有岐山学、丰镐学、凉州学等问世。依中国自己深厚的金石、小学、考据研究传统，似乎接下来应该有各种“学”的产出，但是实际情形是没有。所以还是这句话，敦煌学并不必然会产生。真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华大地还没有产生如法国的敦煌学、西域史学的土壤（所以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常书鸿，很顺理成章）。即便是战争消弭，情况也不乐观。北京城墙就是在和平年代消失的，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当然我们可以为此找到许多理由，如为了首都的发展，为了经济建设；此一时彼一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等等。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为王圆箓找到许多理由，为了莫高窟的发展，为了道观建设的需要……笔者很欣赏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些篇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道士塔》一文中将那么尖刻的责难加于王道士一身。一些中学课本又恰恰选了这一篇散文，使王道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牺牲一些小人物？当初北京城墙拆毁前，梁思成等著名学人曾苦苦劝阻并反复陈述理由，尚且没有奏效；而王道士身旁毕竟没有先知先觉者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劝诫，倘若有，我想敦煌文物的命运一定会比北京城墙的命运要好些吧。
或者是有识者得之吧，斯坦因欺骗也好，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也罢，总之他认定这是宝贝，尽管其时他基本读不懂这堆东西（斯坦因不懂汉语），汉学与语言学方面的功底不及伯希和深厚，眼光和识断也没有后者老到，所以掳走的东西反而就更多，强烈的文物意识驱使他席卷一切。于是斯坦因得到了卷子，王圆箓得到了银子。除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又有谁会将它们当作宝贝来看待？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之际，好像什么学问都没有意义。这不是指当时中国没有识者，而是整体上，社会意识层面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尚未在中国生根，那些个不起眼的经卷、写本尚未有后来所赋予的那些非凡的价值。这里还应该看到，伯希和满载敦煌文物的马队堂而皇之地到郑州，又换乘火车到北京，然而再下南京和上海，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为伯希和举行了一次宴会，并且结成一个社，以选择他携带的那批文献中的珍贵者，影印发表和刊印成一大套书。他们甚至要求伯希和作中间调停，以便将来能在巴黎方便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敦煌学研究》，载《法国敦煌学精粹》），只是没有看到官方和学术界的交涉和赎回的要求：如这些珍贵文物应该留在中国。
现在想来，斯坦因、伯希和等倒是真正的文化苦旅者，即便交通发达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想见百多年前塞外大漠旅途的艰辛和种种风险，飞沙走石，风餐露宿。但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或喜出望外的东西，中国却失却了本不应该失却，然而在那个年代却不太可能完好保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