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西文明　融合之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一条和平之路、对话之路、交流之路，期望将静态的历史和凝固的记忆通过“世界遗产”激活，回到古典历史的场景下，用考古出土文物重构五彩斑斓的景色，从而向亚欧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示丝绸之路的魅力。

文物展览是一个汇聚文明碎片、追寻散落历史记忆的形式，在两千年的文化变迁中幸存的文物，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那段历史最直观最佳的见证，而且能给人们再认识丝绸之路提供可靠的信息。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900年是丝绸之路贸易的全盛期，无数的人员和商品沿着这条路网来往于欧亚大陆之间，在如此远距离的贸易路线上，商品的流动特别是奢侈品的贸易使不同文化的艺术风格互相影响。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汉唐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推开世界之门与其他文明互动最活跃的时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我们以丝绸之路的“路”作为线性道路的起篇，“路”相通则繁荣，“道”封闭则衰败，这也是世界遗产讲述文明史的关键主题，按照遗产保护的逻辑规律从而带动关隘保障、交通驿站、中心城市、商贸聚落、运输工具、宗教传播、文化艺术等一系列的展示。

从路网驿站来看，进入遗产名单的河南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甘肃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新疆克孜尔尕哈烽燧，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卡拉摩尔根遗址（伊犁河流域）等都是万里丝路遗存的代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对道路与关隘进行严格控制，交通管制与防御制度非常完善。络绎不绝的驿站展现了长距离交通条件下古人对荒漠戈壁、绿洲盆地、高原雪山、川道河流等自然环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公元前2世纪敦煌悬泉置烽燧遗址考古出土的汉代简牍文书，不仅证明了当时的邮驿制度，而且记录了往来各国使团的通过状况。玉门关既是地理区域的东西分界标志，又是祁连山北麓河西廊道上最重要的关隘。沿着天山北麓和南道的驿站一直通往中亚腹地，从七河地区直接到达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地区最捷径的贸易路线是途经卡拉摩尔根城，它是丝绸之路巴尔喀什部分的重要中转站，中西古道自此向西穿越外高加索地区到达亚欧的“界点”。

从中心城市来看，以汉长安城遗址和汉魏洛阳城遗址为出发点，交河、高昌、北庭故城遗址历历在目，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开阿利克遗址，都是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节点城市，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丝绸之路的繁荣，印证了古代西域、中亚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多种宗教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 。特别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城，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它是7—10世纪楚河谷地重要的中心城镇，曾是唐“安西四镇”之一的边境城市，又是西突厥、突骑施汗国和葛逻禄汗国的首都，在中亚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从人种民族来看，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在公元前2世纪，这个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的中亚胡人群体充满了商业的活力，到5—8世纪时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粟特商人与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被认为是欧亚大陆之间最重要的中间商。生活在索格底亚那（今乌兹别克斯坦）绿洲的粟特人先后受到强邻波斯、突厥等统治，作为不断移动的民族铸就了流动移民性格，建立了一个个聚落据点，汉唐古墓中出土了众多胡人形象俑，有商人、武士、官吏、侍卫、艺人、运夫等诸种造型 ，他们与面貌不同的黑人俑、蕃人俑共同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人群东移。

从商业运输来看，驼鸣马嘶，古道载物，充满艰辛。古代商路即使畅通无阻，旅途也非常漫长，因而运输货物的工具异常重要，西亚的单峰驼和中亚的双峰驼成为东西方都认可的最佳运载动物。从汉代开始，随着北方草原和西域骆驼源源不断进入中原，其吃苦耐劳的性格受到运夫的喜爱，汉唐时期出现了以骆驼为题材的造型艺术品，唐代栩栩如生的骆驼运载形象成为丝绸之路的忠实记录。丝绸之路上绢马贸易一直兴盛不衰，西域的良马是秦汉以来被讴歌的对象，唐代来自西方的骏马被塑造成色彩斑斓的陶俑和三彩俑，即使被深埋进墓葬的暗角，至今仍是艺术的精品。

从贸易物品来看，为了获得巨额利润，香料是商贸路网中极其重要的交易对象，经过长达万里的驼队转运后，能卖出百倍于原价的价格，中古时期香料成为东西方都认可的高价值货物，是交换丝绸、黄金和珠宝的硬通货。 西方引以为荣的玻璃更是丝路上的传奇。诞生于埃及与西亚的玻璃饰珠在1世纪经过古罗马吹制技术发展后，经由大秦（古罗马）向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出口了许多玻璃珠饰和玻璃容器。随着萨珊波斯“五色琉璃器”的大量出现，来自西方雕琢奢华的玻璃成为隋唐时代的装饰品。中国史书记载来自西方的象牙、玳瑁、犀角、琥珀、珊瑚、金银器、波斯锦等物品琳琅满目，制造技术和纹样图案成为东西方的共享，这次展览陈列的物品就是绝好例证。

从宗教共存来看，中哈吉三国在地理上是亚欧交通的十字路口，也是多元文化板块的接合部，自古以来宗教文化交会并存，被称为“世界宗教文化的大运河”。聚集在这一区域的粟特人、突厥人、波斯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信仰着不同的宗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和萨满教等互相渗透并存，教义的差异形成了信仰的独特，但求同存异、平和相处、融合荟萃，从而为后世留下了风格各异的文化宝库 。虽然各种宗教消长起伏，但这里展出的早期希腊化佛教石雕像、佛教舞伎供养壁画，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洛阳景教经幢、景教叙利亚文十字墓石，祆教祭祀盘，龟兹摩尼教陶祖、摩尼教绘画文书，等等，都是东西方宗教文明格局的标志，也是世界级的经典见证。

从艺术纷呈来看，文明需要艺术，艺术传播文明，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丰富多彩，体现了文化精神产品的结晶，传播了民族文化艺术成就，从金怪兽、金虎牌圆饰到玉羽人奔马、草原游牧民族喜闻乐见的壮熊、奔鹿、双驼、鹰鹫、盘羊、翼马、对龙诸种形象一一出现；从乐舞陶扁壶、胡人说唱俑、胡腾舞俑到吹奏胡人俑、胡人头埙、戏弄俑，农业定居民族喜欢的异域艺术风格造型俯拾皆是。这其中既有贵族的高雅艺术，也有民间的习俗创作；它们不但是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而且是胡汉相融的真实再现。

从文化交融来看，文化是东西方往来背景下的民族血脉，是不同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例如此次展出的出土文物既有哈萨克斯坦考古出土的马具牌饰，又有吉尔吉斯斯坦出土的雪豹带扣；有新疆出土的格里芬噬虎金饰、鹰形金饰，也有源自伊朗的汉代羽人造型；有起源西方的怪兽艺术作品，也有西方传来的东罗马酒神银盘；有手持三叉戟胡人银箔饰片，也有胡汉争打马球壁画。多样化的文物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鉴，它们是融合西方文化因素的遗产，也是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基因相协调的产物。 wjvIozLgkiGd0WZgtw9XKPlrcCRf3H85FCNtdXZNUYOoS7E3hveuOj5KLWMb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