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历史视野下的胡汉中国，与中西交流史密切相关，并与周边诸国异质文化互相接纳，留下了一些交流过程中珍贵的见证物，需要我们通过细致缜密的考证尽可能复原。比如6世纪的《职贡图》在唐阎立本摹写本的题记中专门标记“大国”“小国”“旁国”，30多个国家的使臣画像栩栩如生，地域所及西达波斯、东至日本，虽缺失大食、拂菻等更远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的天下观和朝贡册封国际秩序意识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被称为“胡汉中国”最鼎盛的时代无疑是6—9世纪的隋唐帝国，作为一个千年前东亚地区的大国，唐人文化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周边地区则存在民族自卑感，唐人常常夸耀自己文化的先进与优越，贬低外来文化是蛮夷戎狄。唐帝国是强势文化，是周边民族向往的乌托邦。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交流，即从汉代张骞开通官方丝绸之路以来的继续，中国由此知道了域外世界，西方世界也了解了中国。

索源穷流，独开生路。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一个强大或追求强大的国家，都需要吸取外来优秀文化和精神力量，需要包容之怀，需要融合其他血脉振奋自己的民族。移民文化对中原汉人文化来说，乃是一种创新的文化，由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移民承载着不同文化，他们又是文化活跃的载体，所以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移民来源越多，它的文化也就越丰富多彩。从东到西，日本、高句丽、新罗、靺鞨、突厥、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康国、安国、史国、石国、米国、吐火罗、天竺、波斯、大食等均出现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百年来出土的石刻墓志与官史正典相互印证。移民的类型不同，会影响外来文化的构成，移民的数量和居住时间的长短，又会影响到文化的特点。当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时，必然会有一种新文化产生，而这种新文化肯定是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开拓性的。

我们研究从北朝到隋唐的外来族群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揭示历史上一些扑朔迷离的真相，而且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它不是收集网罗奇闻逸事，不是观赏陈迹古董，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研究中国迈向强盛时代的文化交流特点。如果没有那些胡人蕃客入华交织碰撞，中国多民族发展方向又将是什么样子，唐代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又如何评价？壁画上的胡人和雕塑里的胡俑结合史书对胡人的记载唤起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提醒我们反思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而其艺术造型则直观地提供了认知历史的资质。

如果说汉代人称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是胡人，那么到了隋唐，胡人已经是指西域粟特人了。这种由地域方位认知转向种族相貌特征的胡人判别，说明族群地域化的差异已经深入中国人心中，尽管西域胡人不断保留着对祖籍的认同和原有的民族感情，但是北朝以来中国已成为他们想象的“移民天堂”和“民族文化大熔炉”，在强大民意基础上的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也异常频繁，特别是面对阿拉伯军队大军压境，从萨珊波斯到中亚粟特诸国都成为支离破碎的征服之地，而中国则成为迁徙的目的地。

古代历来都是实力外交，国际关系很难做到平等相待。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小国选边的余地也很小，不得已只好两面讨好。中亚粟特一些小国面对波斯与阿拉伯、突厥与唐朝等大国的争夺只能朝秦暮楚。它们在文化上更无法与大国分庭抗礼，而是将文化作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赠送稀见礼品中甚至包括漂亮的胡旋女和戏弄的侏儒，期望文化交流会促进双方的好感，带来实际的利益。

胡人精于商道，生意做遍亚洲大陆，但他们族群意识强烈却缺少国家意识，胡人进入唐帝国境内虽然不至于成为精神文化的流浪儿，但是他们带来的异族文化冲击了传统格局。他们留恋中国的富庶之地，认为中原城市是居家福地，有种生活满足感。他们以异域工艺、养马驯兽、陪侍主人赢得汉人的信任，从而融化为大概念中“唐人”的一部分，有着唐人的户籍，担负着唐人的赋税，是唐人胡貌的移民典范。而且西域胡人与中原汉人通婚嫁娶，以至于当时长安被后人称为“混血后裔之城”“婚姻交融之城”，陈鸿《东城老父传》记录唐朝就有人喊出京畿胡汉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但一定要注意，胡人是当时的边缘人，不占据社会的主流，不是朝廷的主流，他们担负的角色往往都是配角。中国版图上虽然一度活跃着众多的胡人，但绝不可把汉人生活的地方都误以为是胡人活跃的范围，现在有些学者放大了胡人的影响，误以为胡人占据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在唐史研究中，胡人也不能被放大到整个唐史中，还是要注意他们的依附化和边缘化，即使胡人是传奇故事的主角，他们的地位也是不高的。过去对胡人视而不见，无人深究，现在又过度放大，这两种现象都会使对胡人的研究失去真相。

唐朝前期，唐人虽然也有嫉妒排斥胡人的事例，但似乎没有形成社会潮流。安史乱后，歧视排挤胡人的思潮屡次兴起，胡人平民的生存并不容易。由于人们对安史叛乱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痛惜不已，特别是几乎将帝国倾覆的责任皆归罪于外来胡人，这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汉人的愤怒情绪难以抑制，甚至连经济衰退也都迁怒于胡商。长久自负自信的唐人，经过安史之乱后，对胡人既憎恨又依赖，只有到晚唐统治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忧虑藩镇割据、赋税短缺和民众离散时，排胡举动才因此慢慢消退。

历史上的超级霸权国家走向衰落都是从其“排外”情绪开始的，安史乱后唐朝面临空前危机，清理橐驼胡商行动与声讨外来移民声音混杂高涨，许多文人大臣认为“胡化”“胡风”严重冲击了儒佛道主流文化，甚至有人盲目排外。唐武宗时朝廷不仅借道士的煽动，灭佛时一举将“三夷教”也统统除掉。后继统治者认为胡人聚落区是分裂和冲突之地，对胡人进行隔离控制和排挤打击，就连晚唐的墓葬中“深目高鼻”造型的胡俑也开始逐步消失。

缺乏世界史知识和民族史常识的人，对隋唐呈现出来的胡汉中国特征不甚理解，在论及“没有外族新鲜血液输入本族身体就没有强大的文明”时，他们往往忽视外来的源头，认为与外来文明毫不相干。唐朝最高层的统治集团出自北方非传统的汉人，既没有汉儒那么讲究“三纲五常”，礼法制约也没有那么严格，甚至出现了许多正统儒家文化看起来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如果说关陇集团出身的隋朝统治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上层，那么唐朝的胡汉融合则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下层。

作为一个研究文明证据的文物历史学者，经过“纸上考古”，首先的任务是客观地展示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从汉晋至隋唐是否为胡汉中国还是要靠历史证据说话，尤其是对胡汉族属的寻根很容易被过度解读，文献记载的主观描述和考古碎片的局限认知，都使我们要提防出现一种虚构的历史，更要注意文献分歧与记载抵牾带来的莫衷一是。

最后要说的是，当前最热的中西交流研究无疑是“丝绸之路”，对学术界来说这肯定是难得的机遇，对学人来说是难得的荣幸。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丝绸之路”两次大展中，我都作为策展人参与谋划，并在香港“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中担任学术总顾问，除了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质疑外，我们在尽力使大家了解古代国家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文明传播。放远视野，当我们争论丝路起点时，人家在研究丝路廊道；当我们关注路网时，人家又在勾勒十字口交会申遗的前景。近年来，国内乾陵“丝路胡人外来风”展览、陕西哈萨克金人巡回展，国外布鲁塞尔“中国珍宝”展、沙特阿拉伯“华夏瑰宝”展等，我都参与并作为学术顾问提过一些建议，眼界大开，收获颇多。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向的约束性的独行道路，而是东西方文明互通互鉴的融合网络，我对未来的丝绸之路研究特别是中西文明交流抱有乐观的态度，期待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曾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历史交流发展既有前朝后代相继的序列，也有从族群到民族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过程。最根本的是我们对历史上的交流应保持一种持续清醒的记忆，这是每一个民族都应具有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