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随想

其实，每个成熟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从事一点学术史的研究。进入具体研究课题前的搜集评判已有研究成果并确定自己的突破口，是一种学术史的思考；茶余饭后对古今学界的褒贬臧否，也是一种学术史的品味。这种业余的学术史思考和品味当然很有意思，可无法取代专业的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所起的作用。

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从目录学入手，因为“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校雠略》）。在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这方面，目录学和学术史有相通之处。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其序言称“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可学术史不只是为著作分门别类排列次序，更包括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等，在指示学问途径方面，似乎比目录学更有效。借用梁启超一句大白话：“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氏与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到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类为数不多的学术史著作，嘉惠后学，功不可没。

学术史的主要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没有人单靠学术史学会做学问的。不过，学术史对于建立学术权威，显示学术规范，使得整个学界有所敬畏，有所依循，不至于“肆无忌惮”，还是大有好处的。没必要总结出甲乙丙丁若干“治学准则”，可当你描述和评判某种学术进程时，实际上已经正面或负面地凸显了某种学术规范。

不否认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80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单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来概括80年代中国学界，起码是不公允的。我更愿意将学风的“浮躁”与“空疏”归结为旧规范的失落与新规范尚未形成。就好像“五四”大潮中的学术界，同样也是趋新骛奇，泛言空谈，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可这种偏颇，不用外力干预，学界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解决。茅盾将“五四”初期文学界的“杂乱”，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使得新一代作家“练得一副好身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其实学术界也是如此。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的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是对“五四”时期学界“杂乱”的合理反拨。这么说不等于预言90年代中国学术将有光辉前景，而是指出学术史上“传统”与“变革”、“规范”与“失范”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如果说80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一系列没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此前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趋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方面，学术史可以提供某种入门的帮助。

之所以强调只是“入门”，因为“规范”虽则对建立学术秩序、发展常规研究有意义，但毕竟是一种束缚（尽管是必要的束缚），故成熟的学者往往部分逾越“规范”。表面上有些大学者做学问无法无天，从心所欲，其实也自有其内在理路，只不过稍为曲折隐晦罢了。就像中国诗人推崇“无法之法”，中国戏曲讲究“有训练的自由”一样，“法”和“训练”最终都将被超越，可没它入不了门。目前学界的通病，不在于迷信“规范”，缺乏超越的愿望和热情；而在于过分蔑视“规范”，学无根基且自视甚高。因此，提倡一点儿学术史研究，对于我们这些学问不大而抱负不小的新一代学人来说，或许不无好处。

并非嗓子哑了舞台拆了，唱不了戏，只好改为评戏；治学术史应该是一种自觉自主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是指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而是指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了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实际上标示出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也就是说，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很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不乏思想史意义。

当我批评80年代“学风空疏”时，并不意味着整个学界“思想过剩”或者只有实证研究才是治学正路。所谓90年代中国学界将重振乾嘉雄风或重蹈乾嘉覆辙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危言耸听。没必要再继续汉宋之争，训诂与义理、博雅与独断、通人与专家、尊德性与道问学，都有其价值，应该由学者依各自性格、才情、兴趣、机遇做出选择。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做不到，起码也不该入主出奴。王国维曾精辟地指出学问之“三无”：“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国学丛刊序》）。或许还可以添上一“无”：“无汉宋”。当年陆象山讥讽朱子：“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六百年后风水倒流，戴东原反过来称：“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治学侧重点当然有所不同，可不存在世人理解的没有德性的“问学”，或没有问学的“德性”。作为历史课题，汉宋之争当然值得研究；可作为现实选择，没必要在此纠缠不休。黄宗羲《明儒学案·序》中有一段话，对此类门户之见颇有针砭作用：“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茅白苇之归耳。”治学术史者，当有此通达的眼光；不治学术史者，也不妨在坚持己见的同时，多一点对不同学派不同治学风格的理解，减少无谓的意气之争。

谈论学术史而不是史学史、地理学史或考古学史，似乎过于笼统，有悖专业化原则。除了承接黄宗羲以至梁启超、钱穆的学术思路外，还有如下几点考虑：第一，中国学术传统相对重“通人”轻“专家”，即便在20世纪，好多第一流的学者也都喜欢同时在好几个不同学术领域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割裂开来不好讲；第二，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好多学科正式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不长，硬要分别为其撰写学术史，实在有点勉强；第三，最重要的是，谈学术史而不是某一学科发展史，有利于把握整个学术思潮（如古史辨）的特质及其思想史意义。

英国史学家G.P.古奇在其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一版序言中，自述其写作宗旨：“总结并估计近百年中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描绘本行业的大师，追溯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名著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除了有必要稍为突出学术思潮外，古奇的这番话，可以移用来描述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设想。

1991年6月24日
（初刊《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 DjMkgLHHBNQHu9cD0z/WTPFxISMcovWPxCPBR6RvHzAnsNtCDgBvtSGD9ZWkD8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