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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科在古代称为正骨。“正骨”一词虽最早见于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但其方法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新唐书·百官志》：“按摩博士、按摩师，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伤者正之。”宋代《圣济总录》论曰：“凡坠堕颠扑，骨节闪脱，不得入臼，遂致磋跌者，急须以手揣搦，复还枢纽。次用药调养，使骨正筋柔，荣卫气血不失常度。加以封裹膏摩，乃其法也。”
宋代设疮肿兼折疡科，正骨属折疡范畴。元、明的太医院都将医学分为十三科。元代十三科为：大方脉、杂医、小方脉、风、产、眼、口齿、咽喉、正骨、金疮肿、针灸、祝由、禁。可知正骨科始设于元代。到了明代，十三科为：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咽喉、伤寒、接骨、金镞、按摩、祝由。将正骨改为接骨科，但其治疗范围未变。到了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三科改作十一科，增设了痘疹科，改疮疡为外科，接骨又改为正骨，去金镞、祝由、按摩三科。
中医骨伤源远流长，各地骨伤流派争奇斗艳，精彩纷呈，而吴门中医伤科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各地骨伤流派中独树一帜。吴门医派中最早正骨专著《正体类要》为明代御医薛己所著。清代《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资料，并说：“今之正骨科，即古跌打损伤之证也。”提出了正骨八法，即摸法、接法、端法、提法、按法、摩法、推法、拿法。发展至今，有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屈伸、提按端挤、摇摆触碰、按摩推拿、夹挤分骨、折顶回旋中西医结合新八法。
清代乾隆年间的吴江儒生沈彤，字冠云，号果堂。先后从学于数位名士，以穷经为务，是一位饱学之士。乾隆元年（1736年），内阁学士吴家麟举荐博学鸿辞，后又举荐修《一统志》《三礼书》，授九品官不就，归乡后与名医徐灵胎友善。又通医理，尤究《内经》，对经络、气血、骨度均有研究。著有《内经本论》《释骨》《气穴考略》。其《释骨》一卷，系取《内经》《甲乙经》中所载人体骨骼的部位形象、名称，逐条加以译考、注释，并纠正前人论述中的一些错误，为中医骨骼解剖专著，收入《沈果堂全集》及《汉阳叶氏从刻医类七种》中。
据《黎里志》记载，清代中叶，吴江黎里汝先根，字天培。其父汝承源，字养蒙，于军中得外科、伤科秘方，每试辄效。先根受其术，治疗多奇中。肢体断折者，可复续，肠胃溃出者能纳入。浙西数郡，咸知其术，士大夫咸慕其名，荐授太医院吏目。族弟汝椿，字佺期，学医于先根，亦以医术闻名。又据《盛湖补志》记载，有汝季民，吴江人，业疡科。其先世有军中伤科秘方，治辄神效。季民更精其术，肢体断折能使复续，远近称之。上述吴江汝氏，开创了吴门伤科史中接骨续断的临床先河。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图1）。江苏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薛己家为世医，其父薛铠，字良武，曾任太医院医士，以儿科见长。薛己幼承家学，博览群书，先习儒后从医，早年以疡医闻名于世，后精通内、外、妇、儿诸科，并于内、外、妇、儿诸科均有相应的医学著作。《苏州府志》称：“薛己，性颖异，过目辙成诵，尤殚精方书，于医术无所不通。”
图1 薛己
正德年间（1506—1521），薛己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正德元年（1506年），补为太医院院士，外差居庸关。正德六年（1511年），薛己回京擢升，任太医院吏目。正德九年（1514年），薛己任御医。正德十四年（1519年），薛己升调南京太医院，任正六品院判。嘉靖九年（1530年），薛己年44岁，因“以著述为志，而仕宦之足以妨之也”，遂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正五品致仕归里，肆力著述。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
薛己离职之后，以“扶困起废、庶光济人”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诊疗及著述工作中。薛己常出诊于嘉兴、四明、苏州一带，他不辞劳苦，对病家有求必应，悉心治疗，每获良效，因而在江浙一带享有盛名。在坚持临床活动的同时，薛己博览群书，深究细研，常“蓬头执卷，绎寻思”，孜孜不倦地广收资料，并及时加以总结，撰成各种专著。他服膺李东垣，在学诸家之所长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引领了以薛己为先导的明清温补学派，对明清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 整体观念 薛己是一位全方位的医家，因此在对伤科疾病辨证时，特别重视整体观念，全面考虑肢体损伤对于体内脏腑、气血的影响。他认为伤后局部肿胀疼痛是脏腑、气血病变的标志。因此在伤病上辨证论治时，务求脉理、应审虚实、明察脏腑、辨别气血等变化。
（1）从气血论治：气和血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人体功能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气的推动和温煦，也离不开血的滋养濡润。体内气虚的盈亏，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病症反映。所以在临床论治时，薛己尤为重视气血盛衰的审察。《正体类要》中关于伤科疾患的气血辨证论述较为翔实，主要包括气虚、血虚、气血两虚及气滞血瘀等证。书中亦多以气血的盛衰命名章节标题，如血脱烦躁、血虚发躁、血虚烦躁等。薛己认为气血虚在伤科疾患中较为常见，其曰：“余治百余人，其杖后血气不虚者，唯此一人耳。”薛己认为补益气血是治疗伤科疾患的根本，因此《正体类要》中记载的治疗伤科疾患的补气养血活血类方药较多，主要包括八珍汤、十全大补汤、独参汤、四物汤、圣愈汤、当归补血汤和归脾汤等。此外，《正体类要》中也有“宜先清肝养血，则瘀血不致凝滞，肌肉不致遍溃”“患处如有瘀血，止宜砭去，服壮元气之剂”等论述，说明在补益气血的基础上，瘀血的致病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2）从痰饮论治：痰饮是机体水液代谢障碍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外伤作用于人体，影响脏腑功能时，津液输布障碍而出现津聚成饮，饮凝成痰，痰饮内生，成为伤科疾患的致病原因。《正体类要》对于痰饮致病论述道：“头痛而兼眩。”多由痰所致，当采用“生肝血补脾气”之法。若因“痰火盛”所导致的“作呕”，宜采用二陈、姜炒黄连等化痰清热。
（3）从脏腑论治：脏腑辨证最早创立于张元素，薛己在继承张元素学术思想的同时，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方法应用于临床辨证，将脏腑辨证成功地落实到每一个病症上，开拓了脏腑辨证的运用范围。
肝主筋，藏血，主疏泄而调畅气机。薛己遵循《内经》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认为：“肝藏血，脾统血。盖肝属木，生火侮土，肝火既炽，肝血必伤，脾气必虚。”同时，薛己私淑于李东垣，亦宗其“恶血必归肝”的理论，主张采用疏肝活血之法。
肝藏血，肾藏精，肝肾虚损亦是伤科疾患的病因之一，正如《正体类要》所述“筋骨乍痛”，为“肝肾之气伤”所致；“骨骱接而复脱”为肝肾虚所致，皆宜采用六味地黄丸以补益肝肾。
脾主四肢肌肉，脾胃健运，则肌肉壮实，四肢活动有力，伤后容易愈合。薛己崇尚《内经》，又以李东垣的脾胃论为核心，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形成了温补脾胃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在伤科临床治疗上独树一帜。薛己认为“内伤下血作痛”“新肉不生，若患处夭白”“食少体倦”，皆为由脾胃气虚导致，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或六君等以健脾益气。外伤所致“下血不止”，则为“脾胃之气脱”；若“吐泻不食”，则为“脾胃之气败”，宜采用调补脾胃之法。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证候类型的辨证方法，从病位、病性、病势方面，系统地反映出证候的基本构成。由于八纲辨证的辨证层次较为笼统，薛己在临床辨证时多将八纲辨证和其他辨证方法结合，从而提升辨证的精准程度。如“肚腹痛”根据症状不同而辨别虚实。“大便不痛，按之痛甚”，属实证，方药用加味承气汤下之。若“腹痛按之不痛”，属虚证，方药用四物、参、白术补而和之。
2. 治病求本 薛己推崇《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学术思想，认为：“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治病求本作为薛己的核心思想，贯穿薛己的学术思想始末，为其临床论治的要义。薛己治病求本的学术思想在伤科疾患的临床治疗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5）经络辨证：经络是人体内气血运行的通道，故外力等因素皆可通过经络而影响周身。如“肝经血滞”导致“畏手摸者”，宜采用四物、柴胡、栀子、桃仁、红花以疏肝活血。
一是治疗必须要准确把握伤病的病因、病机、病症等变化。临床辨证与治疗必须要抓住疾病的本质，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病机，只有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判断出治则方案，从而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因肢体损于外，则气血必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这正是诊断和治伤上求本的体现。
二是在脏腑学说上，强调治伤时必须重视“脾”“肾”的功能变化。薛己曰：“真金合而人生，是人亦借土以王（旺）。”这充分说明了“肾”是先天之本和“脾”是后天之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治伤时，薛己喜用“归脾汤”“七味白术散”来护脾胃；用“滋肾丸”“六味地黄丸”等来固肾本。在其他方子里也均有此二本的含义。这可能是因为他受金代李东垣的调治脾胃以“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的学术思想以及“气血阴阳，皆其所论”的肾与命门学说影响所致。薛己求本和护脾胃的学术思想，不但影响了几代医家，而且对今日伤科界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三期分治法 所谓三期分治法即：“攻”“和”“补”三法。初期行“攻”，中期行“和”，后期行“补”，近代、现代伤科医家治伤时普遍运用此治伤法。“三期分治”法源于元代王好古，他提出：“治病之道，有三法焉，初中末也……初治之道，法当猛攻；中治之道，法当宽猛相济；末治之道，法当宽缓。”薛己崇尚三法之道，故在《正体类要》中，不论在以证求药中，或是以方论证里，均体现有三法的内涵。他在治伤初期多用“桃核承气汤”“加味承气汤”等攻下方药；在中期则投“复元活血汤”等宽猛相济方剂；后期则投“四物汤”“四君子汤”“八珍汤”和“十全大补汤”等护脾胃、补气血之宽缓方剂。上述这些方剂流传甚广，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薛己在临床实践中，博取而不泥学，善于总结自己的或他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治验。如在治疗骨折脱臼时，就用“接骨散”“洪宝丹”，同时也借用《本事方》中的“接骨方”；治疗肺肾两虚时，用经典的“六味地黄丸”，再创加肉桂和五味子而成“八味丸”。薛己用药拟方多结合前辈和旁人的经验古方加之自己的临床经验而成，临床对证用药，每获良效。
薛己治疗伤科疾患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正体类要》（图2）成书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正体主治大法、仆伤之症治验、坠跌金伤治验和汤火所伤治验4门，下卷附诸伤方药。全书记载内伤证治19条大法和治验医案65则（85例），方剂71首。书中强调体表脏腑相关，主用八纲辨证及气血辨证，重脉理，轻部位；重内治，反对单纯用手法和外治法；主张平补，反对应用寒凉药物；治气以补气为主；治血则以补气养血与活血化瘀为主；重点突出脾胃肝肾在伤科病中的重要意义，其重视脾胃不亚于李东垣，重视肝肾有异于丹溪。
图2 《正体类要》书影
《正体类要》以论述一般性软组织损伤的证治经验为主，每一病证后均有临证医案。薛己此编，不侧重于繁复之外治手法，而以内治法为主要治疗手段，强调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在理伤治疗中的正确应用。其总的治则是以补气为主，佐以行气活血，对后世伤科内治法的充实与发展有较大影响。由此薛己开创了外科疾病由虚论治、从内论治的先河。全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就目前所见资料，这是吴门医派骨伤科史上最早的正骨专著。
薛己认为，大部分外科疾病的成因与内伤虚损一致，均可因不节饮食、起居、七情、房劳，损伤脾胃元气，使邪气得以乘虚而入，发展为病。因此薛己在外科疾病的治则上，指出外科疾病同样需要重视脾胃元气的补益。强调治疗外科疡病，应“以调补为守备之完策，以解利为攻击之权宜”，即解利祛邪只是治病的权宜之计，调养补正才是基本大法。同时提出：“疮疡之作，由胃气不调；疮疡之溃，由胃气腐化；疮疡之敛，由胃气荣养。”可见疮疡的发生、亏败、收敛，都与胃气的强弱息息相关。胃气强壮，则“气血凝结者自散，脓瘀已成者自溃，肌肉欲死者自生，肌肉已死者自腐，死肉已溃者自敛”。
纵观历史，中医十三科著作浩如烟海，有关伤科之方论却散在其中部分医籍中，而伤科专著更是寥若晨星。自唐代《外台秘要》起，宋《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包括已成门、章、节的伤科内容的《普济方》，均是收录前人或当代医家的治伤经验方。即使是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也仅仅是宗承《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而无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清代《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亦系总结前人治伤经验和论述的巨著，也是以《正体类要》为其蓝本，《四库全书》也全部录用了薛己的各种医著，其中包括《正体类要》。
《正体类要》是一本古代少见的、比较全面的、有独立见解的伤科专著，他完全是通过自己临床经验，分析总结上升至理论的医著，如理论性很强的主治大法19条，从当时的医书中是抄不到的，只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才总结得出来。31条扑伤之证、41条金伤之证和4条汤火伤之证，多系薛己自己的临床医案，涉及跌扑损伤、气滞血瘀、肝脾肾虚、亡血瘀血及各种病因引起的脏腑不和之证。这充分说明了薛己是通过总结自己临床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体会，并加以分析，将其编撰成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今日的伤科医者在治伤时遇到类似的医案时，上述诸症就是极宝贵的借鉴经验。
1. 薛己学派简介 明代，薛己、汪机等人在外科学术上是尊陈自明、齐德之为祖宗者。薛己不仅全文注解了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汪机也以《外科精要》为蓝本，推崇其学术观点。薛己在外科上的这种学术观点，在正骨科上反映了出来。在他的《正体类要》中，以八纲辨证、补气补血为主，养血活血，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平补法”治伤。陆师道在为他的《正体类要》作序时，高度概括了他的学术观点。陆师道说：“世恒言医有十三科，科自专门……而正体科独无其书。岂非接复之功，妙在手法，而按揣之劳，卒鄙为粗工，而莫之讲与？且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正体类要·序》）薛己等人认为：整复骨折脱位者是粗工不值一谈，而治疗骨折不能单纯依靠手法。其《正体类要》通篇是论骨折损伤的辨证方药疗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正骨科不用手法，不谈外治是行不通的。因此，薛己等人在学术上的偏见即轻外治的观点。在从事正骨科专业队伍中，终于寡合。流传到王肯堂、陈文治等人时，也不得不重申外治法。这些外治法多是《普济方》所录。而王、陈予以照本宣科，于治伤用药，则宗薛己平补为主（尤以陈氏力主补气）。这样，以薛己平补治伤为主的伤科学派，在明代业已形成。到清代，经《医宗金鉴》及沈金鳌的辑录、肯定［沈说：“薛氏之法，所当详审而熟究。”（见《杂病源流犀烛》卷三十）］，胡廷光、钱秀昌的运用，从而在正骨伤科中治伤以八纲辨证、平补用药为主自成派系，与伤科少林寺派各显身手。这些，为促进骨伤科的发展，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薛己学术观点的影响，其轻视外科技术也难免谬种流传。
薛己学派以薛己为首，以后有汪机（重外科）、陈文治、沈金鳌（重内科）等人。这一学派与内科上的温补派、外科上的内治派（或称内托派）学术观点上基本相同。伤科薛己学派学术观点主要是以下四点。
（1）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重脉理，轻部位。
（2）强调元气作用，治气必以补气为主，补气以脾肝肾为主，治血则补气养血以活血化瘀。
（3）强调脾胃肝肾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
（4）以八纲辨证论治为主，重内治，反对单纯手法和外治；主张平补，反对寒凉；用药以四物汤、补中益气汤、八珍汤和六味地黄丸为常用方剂；剂型多为汤、丸、酒、膏。
薛己学派这些学术观点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金元时期关于元气、脾肾的学说。如《正体类要》十分强调元气和脾胃作用。薛己把肿痛不消、肌肉坏死、新肉不生、损伤后瘀痛及至出血等损伤的证候，都归因于元气不足，脾胃气虚。后来，气血学说和命门学说的发挥，又支持了薛己的治伤观点。陈文治宗薛己之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总结薛己的治伤经验说：“大抵跌打损伤之病，全要补气行血。”又说：“大凡损伤，寒凉药一毫俱不可用，盖血见寒则凝也。若饮冷，即血入心即死。”（《疡科选粹》）其实，陈文治是在理论上去迎合薛己和当时内外科界盛行的温补派而已。他自己的实践却选用鸡鸣散治跌伤重症，这也仅反映了当时临床医家学术观点上的矛盾性，可窥见外科界所受的社会压力。后来，沈金鳌说：“古来伤科书甚多，莫善于薛立斋分症主治。”认为《正体类要》的治法是最全面的。及至《正骨心法要旨》治内伤各种兼证，全文引用了薛己的《正体类要》。可见薛己学派的治伤观点对后世影响之大。
薛己派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观点，则受陈自明、齐德之的影响。如《正体类要·序》中说：“且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汪机也说：“有诸中，然后形诸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必已误于人。”（《外科理例·前序》）陈文治也说：“唯看外伤者，当内外兼治。”（《疡科选粹》）沈金鳌也强调：“明乎伤在外而病必及内，其治之法，亦必于经络脏腑间求之，而为之行气，为之行血，不得徒从外涂抹之已也。”（《杂病源流犀烛》卷三十）中国骨科经明清薛己学派再次强调，其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进一步确立。这是薛己学派在骨科上的重要贡献。但他们在强调整体观念的同时，轻视了外治法，也反映了当时外科学上的一种倾向。在薛己学派中，唯独陈文治是比软重视外治及手法者，这是陈文治在薛己学派的独立性。后来，胡廷光、钱秀昌等人，既宗薛己的学说，也守陈文治的常规，促进了骨科受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指导。
薛己平补派的形成，除了受气血学说和命门学说的影响之外，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薛己、陈文治等人，生活在城市集镇，自己是坐堂医生或官医。他们治疗对象不是达官显贵，就是老弱妇孺，或者是跌伤后期的伤员（所列病案可证）。薛己派以补法治伤能自成一家者，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薛己主张平补实则温补。这是《内经》“塞因塞用”治疗原则的实践，也是唐、宋、元历代运用养血舒筋、培元固肾法治伤经验的总结和再实践。他的治疗方法，适用于体弱者、老人以及骨折损伤的中、后期患者。因此，自薛己以后400多年来，都沿用这一疗法。以致少林寺学派也吸收了他的经验，可见其临床实践的价值。
2. 薛己学派治伤经验 明初，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首乌、当归、芍药、白芷、木通、茴香、乌药、枳壳、甘草）。治一切损伤折跌，强调“顺气匀血”，意为平补（《外科集验方》第二）。薛己进一步总结运用四物汤、补中益气汤为主治伤损，也为后世所遵循。这种平补法，在临床运用上，依据内伤的主要症状即肿、痛进行辨证论治。其论治的方法，可用简表括之（表1、表2）。
表1 肿胀的辨证论治
表2 疼痛的辨证论治
此外，薛己学派遵循《活法机要》的三焦分治法，选用犀角地黄、桃仁承气、抵当汤、复元活血汤等方剂，按上、中、下三焦部位伤损而运用攻下逐瘀法。这是薛己学派以八纲辨证治内伤主要症状的经验。
图3 叶桂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图3）。江苏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叶桂是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祖籍安徽歙县，其高祖叶封山从安徽歙县蓝田村迁居苏州，居上津桥畔，故叶桂晚年又号上津老人。叶桂少承家学，12岁时随父学医。然叶桂14岁时父亲早逝，不得不独自行走江湖。因家贫难为生计，便开始行医应诊，同时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继续学习。他聪颖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他的老师。
叶桂从小熟读《内经》《难经》等古籍，对历代名家之书也旁搜博采。叶桂孜孜不倦，谦逊向贤，虚怀若谷，善学他人长处。叶桂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17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天生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叶桂在医术上突飞猛进，不到30岁就声名远播。除精于叶家传儿科之外，叶桂可谓无所不通，并在许多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叶桂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他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桂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的思维，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温热论》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等方法，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叶桂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在杂病方面，叶桂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等千古名论，引领着络病的临床诊治。叶桂将通络药物应用于具体病案中，提出了诸多的通络治法。在内科疾病方面，叶桂提出了“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的观点。认为脾胃虽同属中土，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将脾胃分而论之，这是胃阴学说的关键点。并由此提出“甘凉柔润、滋养胃阴”的学术观点，改进了李东垣刚燥温升、健运脾阳理论的偏颇。在妇科方面，阐述了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方法；在伤科疾病方面，叶桂还擅长辨治腰痛等症。
叶桂生前伤病盈门、日日忙于诊治患者，无暇亲笔著述。有关于他诊病经验的宝贵医学著作，全部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人搜集、整理的结果。主要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除精通医术外，叶桂具有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博览群书、学究天人，使医术和学术相得益彰。他觉得“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虽身享盛名，而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后人也说他“固无日不读书也”。他在医学中治病救人的仁者之心，也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方面，故后人赞其“内行修备，交友以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拯之，无所顾藉”。叶桂还培养了不少济世救人的名医，史称“大江南北，言医者辙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他的儿子叶奕章、叶龙章都是著名医家。他的很多学术思想和理念一直对后世起着启迪和借鉴的作用。他的学说在后人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了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叶派”，在近代医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 叶桂 《 未刻本叶氏医案 》 辨治腰痛经验简析 叶桂在伤科疾病内治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于腰痛的内治有深刻的阐述，具体可见《未刻本叶氏医案》。
图4 《未刻本叶氏医案》书影
《未刻本叶氏医案》（图4）乃叶桂门人周显侍师诊治时所录，共收入叶氏医案1100余则，病种以时温、暑疟、咳逆、虚损、血证为多，并有颇多复诊患者。该医案是研究叶氏独特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老院长程门雪评价说：“虽系寻常门诊之作，寥寥数语，而处方之妙，选药之精严，有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者。”称其为“未经修饰”之“浑金璞玉”。是书于1963年出版。
《未刻本叶氏医案》记载了叶桂治疗腰痛（含腰酸）的19则病案，包括标实、本虚两大类，辨证细致，用药考究，值得学习。
叶桂辨治腰痛，主要从标实（湿邪）与本虚（肾虚）两方面入手。先治标实，后治本虚。标实之“湿阻”，又应辨别“寒”“热”之不同；本虚之“肾虚”，应有“肾阴”“肾阳”“肾精”不足之区别。临证治疗中叶桂常常强调，祛邪与扶正当有先后之别，当代医家针对肾虚证治疗时，多笼统使用补肾药物共同组方，而叶桂在治疗时辨证更加精准细致，用药更具针对性。
如在治疗他病兼证的腰痛时，先是细察其原发病，再根据原发病导致腰痛的病机之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而不是像大部分医家治疗腰痛仅仅以“舒筋活络止痛”为法。
对于标实腰痛，叶桂根据寒热之不同，常用振奋心阳、脾阳以驱寒湿，或健脾利湿、兼以清热以驱除湿热邪气，特别强调对病因之治疗，要重于对病症之治疗。
对于肾虚腰痛，叶桂多责之于肾阳亏虚，但并不是一味以补阳为主，而是视阴阳气血之不同，或大补元阳，或阴中求阳，或纯补无泻，或以通为用。辨证属肝肾阴虚的腰痛，除滋补肝肾之外，还从兼见症状进行判断若存在“肝阳化风”可结合使用平肝息风潜阳等治法，体现叶氏的整体辨治观念，而并非将目光局限于针对患者腰痛的治疗。对于辨证属肾阳不足的腰痛，叶氏不单用辛热之品以温阳，而是注重阳气的生成与布散，以甘咸温补、活血通络类药物施治，不用温燥洪烈之品；辨证属肾精不足者，则不可以通用补肾阴、肾阳类药物治疗，需用“柔剂阳药”及“血肉有情之品”达到填补的目的。针对肾精不足者，叶桂倡导“柔剂阳药”“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角霜、鱼胶、羊肉、羊内肾、阿胶、龟甲等填补精血，而非桂、附之温燥以劫夺脂液，也非知、柏之苦寒而妨碍气血流通。对于腰痛属于奇经病之论治，叶桂认为肝肾脾胃与奇经在生理、病理上联系密切，在疾病状态下可互相影响。久病劳损、下元亏虚、精血内耗，均可影响奇经，形成奇经损伤。用药上应该以“通”为原则，注重气血调畅，对于虚证也应补而兼通。
叶桂《未刻本叶氏医案》治疗腰痛的经验，尤其是对肾虚腰痛的分证治疗，仍有较好的临床指导意义。
2. 叶桂 《 临证指南医案 》 应用络病理论及虫 类药应用简析 络病理论是以叶桂为代表的吴门医派先贤经过长期的临床经验总结与天才的思维方法而抽象出来的中医理论。叶桂在《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之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络病理论，提出了有关于络病的致病因素、病理机制、治法方药等学术理论与诊疗技术，并记载于《临证指南医案》（图5）中。
他认为络病的致病因素在于寒、热、瘀、湿。病理机制在于“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经主气，络主血。初病多为气病在经，久病则多为血病在络。因此，如在经之气病不解，在外邪及络虚的条件下，病变深入，由气及血，由经入络，以致络脉损伤，气血壅塞，遂成络病。可以说“久病入络”是叶桂络病学说的核心论点之一。治法主要有辛香通络法、化瘀通络法、虫蚁搜络法、补虚通络法、降气通络法。其中虫蚁搜络法中用虫蚁等虫类药，叶氏由仲景方发展而来，所谓飞者升，走者降，可以搜剔络中之邪，深入病所，使痹窒瘀着之气血得以宣通。常用药为虫、九香虫、地龙等。
图5 《临证指南医案》书影
现代理论认为络病理论与心血管、免疫、运动系统息息相关。络病的现代微循环病理假设包括微血管扩张收缩功能障碍、血管壁硬化和增厚、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脂质积聚粥样斑块形成等。对于骨伤科疾病来说，以腰痛为例，病久入络，肝脾肾不足，气血虚弱，腰府、络脉失养；加之气络、血络受阻，气血无法运行至下肢筋骨肌肉，不荣则痛，治疗应以通络为主，兼以补益肝、脾、肾等其他治法，用药常用地龙、威灵仙、水蛭等活血化瘀，散结通络之药。这与现代理论研究的腰痛临床症状的产生，是在椎间盘退行性病变的基础上，由于突出的髓核组织机械压迫神经根，导致其水肿、缺血、缺氧，局部的炎症、疼痛介质堆积、微环境障碍所致的理论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对于膝骨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等疾病，同样可以运用络病理论及虫类药进行治疗，临床疗效颇佳。
《未刻本叶氏医案》中的“标实”与“本虚”腰痛理论，与《临证指南医案》络病理论、虫类药的应用，均对于现代中医药诊治常见慢性骨伤科疾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俞志高、刘锦涛、马奇翰、姜宏、戴宇祥、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