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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它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橘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生的30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诵读，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
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成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击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荣滋长，在短短50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分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50年。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20里之遥。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汊相通。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的新生地。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为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氏的始祖是3000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纪元前12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蒋是茭白古名。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记录可考。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五世。蒋氏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来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
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被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
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1911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250年之久。
我们村上只有60来户人家，人口约300人，是个很小的村庄。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
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河中盛产鱼、虾、鳝、鳗、龟、鳖。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他们安安定定地在那里生活了500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们丰衣足食。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的身上。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何等的达观！
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受更高的福禄。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
善恶当然有公认的标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道使中国家庭制度维系不堕；贞操则使中国种族保持纯净。敬老怜贫，忠信笃敬也被认为是善行。重利盘剥，奸诈谎骗则列为罪行。斥责恶行时，常骂人来生变猪变犬。
商业往来讲究一诺千金。一般而论，大家都忠实可靠。欺诈的人必然受亲朋戚友一致的唾弃。
婚姻是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通例是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八而嫁。妻子死了，丈夫大概都要续弦。中人之家的女人如果死了丈夫，却照例要守寡。守寡的可怜人算是最贞节的，死后皇帝还要给她们建贞节牌坊。这种牌坊在乡间到处可以看见的。
村里的事全由族长来处理，不待外界的干涉。祠堂就是衙门。“族长”不一定是老头子，也可能是代表族中辈分最高一代的年轻人。族长们有责任监督敬先祭祖的礼仪遵奉不渝，族人中起了争执时，他们还须负责加以评断。没有经过族长评理以前，任何人不许打官司。族长升堂审判叫做“开祠堂门”，全村的人都可以来参观。祖宗牌位前面点起香烛，使得每个人都觉得祖先在天之灵就在冥冥之中监视似的，在祖先的面前，当事的两边不能有半句谎话。一般而论，说老实话的居多。
仲裁者力求做得公平。自然，村中的舆论也是重要因素，还有，邻村的舆论也得考虑。族长们如果评断不公，就会玷污了祠堂的名誉。因此，争执多半在祠堂里得到公平的解决，大家用不着上衙门打官司。
实际上真需要开祠堂门来解决的事情并不多，因为大家认为开祠堂门是件大事，只有特别严重的案子才需要这样做。一般的纠纷只是在祠堂前评个理就解决了。
读书人和绅士在地方上的权威很大。他们参加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
田赋由地主送到离村约二十里的县库去，粮吏从来不必到村里来。老百姓根本不理会官府的存在，这就是所谓天高皇帝远。
除了崇拜祖先之外，大家要信什么就信什么。上佛寺、拜神仙、供关公、祭土地，悉听尊便。没有宗教限制，也没有宗教迫害。你信你的神，我拜我的佛，各不相涉，并且还有把各式各样的神拼在一起大家来拜。这就是通常所称的“道教”。如果基督徒肯让基督与中国神祗并供在中国庙宇里，我相信村里人一定会像崇拜其他神佛一样虔敬地崇拜基督。
一般老百姓都是很老实的，人家说什么，他们就相信。迷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百年积聚下来的迷信，当然是非常可观了。
我提到过村里的人相信灵魂轮回之说。这似乎与散鬼游魂之说互相矛盾。不过，凡关于鬼神的事，我们本来是不甚深究的，几种矛盾的说法可以同时平行。据说灵魂与鬼是两回事。灵魂转入轮回，鬼则飘游宇宙之间。伟人圣哲的鬼就成了神，永远存在于冥冥之中，凡夫俗子的鬼则逐渐飘散消逝，最后化为乌有。鬼能够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出现。它可以住在祠堂里，也可以住在坟墓里，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国不惜巨资建造富丽堂皇的坟墓和宫殿式的祠堂，大概和这些信仰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鬼话各地皆有，虽各有不同，但大体是一致的。
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脱人本位的色彩。如果鬼神与活人之间毫无关系或毫无接触，那么大家就不会觉得鬼神有什么用处，或许根本就不会相信它们真的存在。寺庙祠堂里固然有神佛的塑像，也有祖宗的灵牌，但是这些偶像或木主虽然令人望之生畏，却不能走出神龛直接与生人交谈，除非在梦中出现。人们需要更具体更实际的表现，因此就有了巫婆、扶乩和解梦。
如果一个人怀念作古了的朋友或去世的亲戚，他可以请一位巫婆把鬼魂召了来。当巫婆的多半是远地来的女人。被召的鬼魂来时，巫婆的耳朵就会连续抽搐三次。普通人是不能控制耳朵的肌肉的，巫婆的耳朵能够自己动，使得大家相信她的确有鬼神附体。她说话时，压着喉咙像猫叫，因此她讲的话可以由听的人随意附会。如果巫婆在谈话中摸清了对方的心思，她的话也就说得更清楚点，往往使听的人心悦诚服。
真也好，假也好，这办法至少使活着的亲戚朋友心里得点安慰。50年前，我自己就曾经透过巫婆与我故世的母亲谈话，那种惊心动魄的经历至今还不能忘记。
扶乩可比较高级了，扶乩的人多半是有知识的。两个人分执一根横木条的两端，木条的中央接着一根木棒，木棒就在沙盘里写字。神佛或者名人的鬼魂可以被请降坛，写字赐教。扶乩可以预言未来，可以预言来年的收成，也可以预告饥荒，甚至和平或战乱，几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完全不会作诗的也能写出诗来。写的人也能写出素昧平生的人的名字。懂一点心理学的人大概都能解释，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但是有好几位外国留学的博士学士，到如今还是相信扶乩。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于抗战期间任盐务某要职，扶乩报告预言，推测战局，终被政府革职。
巫婆只能召至去世的亲戚朋友的鬼魂，扶乩却能召唤神佛。在做梦时，鬼魂和神佛都能自动地来托梦。我听过许多关于做梦应验的事，但是多半不记得了。我记得一个圆梦的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曾叔祖到杭州去应乡试，俗称考举人，他在考棚里梦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手伸进窗子。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手，这个梦就被解释为他将独占鳌头的征兆。放榜时我的曾叔祖居然中试第一名，俗称解元。
神佛、死去的亲戚朋友或者精灵鬼怪可能由托梦提出希望、请求或者警告。一位死了的母亲可能要求她儿子给她修葺坟墓。死了的父亲可能向儿子讨纸钱。死人下葬时总要烧点纸钱，以备阴间使用。
我们村里发生过一件事，好几年以后，大家谈起来还是娓娓不倦。一位叫阿义的青年农夫预备用船载谷子进城去。那天早上，他坐在家里发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前一晚他死去的母亲来托梦，警告他不要靠近水边。他的游泳技术很高明，他猜不透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
黄昏时，他安然划着船回家，用竹篙把船拢了岸。他对站在岸上的朋友开玩笑，说他自己的危险总算过去了，说罢还哈哈大笑。突然间他足下一滑就跌进河里去了。挣扎了一阵子，他就沉入水底。朋友们赶紧潜水去救，但是到处找不到。半小时后他被拖上来了，但是已经手足冰冷，一命呜呼。原来他跌入河中以后，手足就被水边的一棵陈年老柳的盘根缠住了。
大家说他是被水鬼抓下去的，或许那是一只以柳树根作窝的水猴子。好几个游泳技术很好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淹死。村里的人常看到那个“水鬼”在月光下坐在附近的桥上赏月。它一看到有人走近，就扑通一声钻到水里去。
各式各样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使迷信的雪球越滚越大，错觉、幻象、梦魇、想象、巧合、谣言都是因素。时间更使迷信愈积愈多。
村中的医药当然也很原始。我们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在大镇里找到草药医生，俗称“草头郎中”。对于通常的病痛或者某些特殊的病症，中国药是很有效的。但是对于许多严重的病症，草药不但无效而且危险。
我自己曾经两次病得奄奄一息，结果却都给草药救起了。有一次病了好几个月，瘦得只剩皮包骨，结果是一位专精儿科的草药医生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染了白喉，请了一位中国喉科专家来医治。他用一根细针在我喉头附近刺了一遍，然后敷上一些白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喉头凉爽舒服，很像抽过一支薄荷烟的感觉。
喉头是舒服一点了，病状却起了变化。我的扁桃腺肿得像鹅蛋那么大，两颊鼓起像气球。我甚至连流质的食物都无法下咽。鼻子一直出血不止，最后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了。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父亲认为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于是他就在古老的医书里翻寻秘方，结果真的找到一剂主治类似症候的方子。我吃了好几服重药。头一剂药就发生验效，一两个小时之后，病势居然大有起色。第二天早晨我的扁桃腺肿消了许多，个把星期以后饮食也恢复正常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跌断的腿用老法子治好，伤风咳嗽、风湿和眼睛红肿被草药治好的例子更是多不胜举。
中医很早以前就发现可以从人体采取一种预防天花的“痘苗”，他们用一种草药塞到病婴的鼻孔里，再把这种草药塞到正常儿童的鼻孔里时，就可以引起一种比较温和的病症。这样“种了痘”的孩子自然不免有死亡，因此我父亲宁愿让孩子按现代方法种牛痘。我们兄弟姊妹以及许多亲戚的子弟都用现代方法种痘，而且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我们村子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治疗疟疾。我们只好听它自生自灭地流行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我们村子附近总算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患了病的人虽然伤了元气，倒还没有人因此致命。后来传教士和商人从上海带来奎宁粉，叫做金鸡纳霜，吃了很有效，于是大家才发现了西药的妙用。
村里有些人相信神力可以治病。他们到寺庙里焚香祝祷，然后在香炉里取一撮香灰作为治疗百病的万应灵丹。这是一种心理治疗，在心理学应用得上的时候，也的确能医好一些病。
我家的花园里，每月有每月当令的花，阴历正月是茶花，二月是杏花，三月是桃花，四月是蔷薇，五月是石榴，六月是荷花，七月是凤仙，八月是桂花，九月是菊花，十月是芙蓉，十一月是水仙，十二月是腊梅。每种花都有特别的花仙做代表。
最受欢迎的季节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和菊花。季节到来时，村里的人就成群结队出来赏花。
过年过节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高兴一阵子。最重要的年节，通常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灶神就在这一天报告这一家一年来的家庭琐事。
中国人都相信多神主义，在道教里，众神之主是玉皇大帝。据说玉皇大帝也有公卿大臣和州官吏卒，和中国的皇帝完全一样。玉皇大帝派灶神监视家庭事务，因此灶神必须在年终岁尾提出报告。灶神是吃素的，因此在它启程上天时，大家就预备素斋来祭送。灶神对好事坏事都要报告，因此大家一年到头都得谨言慎行。送灶神和迎灶神时都要设家宴、烧纸钱、放鞭炮。
除夕时，家家都大鸡大肉地庆祝，叫做吃年夜饭。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都得参加。如果有人远行未归，也得留个空位给他。红烛高烧到天明，多数的大人还得守岁，要坐到子夜以后才睡。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正月初一早晨，一家人都要参加拜天地。祭拜时自然又免不了点香烛，焚纸钱和放鞭炮。
新年的庆祝节目之一是灯节，从正月十三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八，十八以后年节也就算结束了。灯节时家家户户和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花灯的式样很多，马、兔、蝴蝶、蜻蜓、螳螂、蝉、莲花，应有尽有。我们常常到大城市去看迎神赛会，街上总是人山人海。
五月里的端午节和八月里的中秋节也是重要的节日。端午节有龙舟比赛。庆祝中秋节却比较安静，也比较富于诗意——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在月色下散步，欣赏团圆满月中的玉兔在月桂下捣药。
迎神赛会很普遍，普通有好几百人参加，沿途围观的则有几千人。这些场合通常总带点宗教色彩，有时是一位神佛出巡各村庄。神像坐在一乘木雕的装饰华丽的轿子里，前面由旌旗华盖、猛龙怪兽、吹鼓手、踩高跷的人等等开道前导。
迎神行列经过时，掉狮舞龙就在各村的广场上举行。踩高跷的人，在街头扮演戏剧中的各种角色。一面一面绣着龙虎狮子的巨幅旗帜，由十来个人举着游行，前前后后则由绳索围起来。这样的行列在旷野的大路上移动时，看来真好威风呀！这种举大旗游行的起源，据说是明代倭寇入侵时，老百姓以此向他们示威的。
碰到过年过节，或者庆祝神佛生日，或者其他重要时节，活动的戏班子就到村庄上来表演。戏通常在下午3点钟左右开始，一直演到第二天早晨，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以便大家吃晚饭。开演时总是锣鼓喧天，告诉大家戏正在开始。演的戏多半是根据历史故事编的，人民也就从戏里学习历史。每一出戏都包括一点道德上的教训，因此演戏可以同时达到三重目的：教授历史、灌输道德、供给娱乐。
女角是由男人扮演的，这是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一样。演员涂抹形形色色的脸谱来象征忠奸善恶。白鼻子代表奸诈、狡猾、卑鄙或小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指这一类人为“白鼻子”。红脸代表正直、忠耿等等，但是红脸的人心地总是很厚道。黑脸象征铁面无私。这种象征性的脸谱一直到现在还被各地国剧所采用。
这就是我的童年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而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