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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从中国在国际权力格局上的位置的变化而进行。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全球定位、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那么，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一个体系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体系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苏联“另起炉灶”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今后也很难选择这条道路。
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的形成。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处于第二位，可能只是个帮手，好像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予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的权限等。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能力。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增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主观认识，即中国意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也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例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哥本哈根会议决议尽管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结果，但美国并没有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得不承担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压力。
但同时，“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如前面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在内部来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那么在G2结构内，如何来理解中美关系？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即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并且美国仍然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
在事实上的G2结构内，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是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承担责任，美国很难单独维持这个世界体系。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如今的“领导角色论”。
近年来，美国对自己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总统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美国要中国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要与俄罗斯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称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做出应对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从美国试图用G20取代G7的努力中可以看出。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过，两国对话达成共识并不是要排挤其他国家的意见，否则就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结构。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例如这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就非常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关系时，必须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美日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损害。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