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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和美国相处共存的关键是确定中国本身的国际责任，包括在亚洲的区域责任，那么，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过去那种的发展中国家。从GDP总量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新形势下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传统上，发达国家多在美国阵营，并且一直以来，它们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现在它们遽然发现中国这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它们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每况愈下，甚至在一些场合，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很多情况下，例如气候、核武器等问题，中国、美国和其他少数国家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推出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呢？其他发达国家很不满中国的做法，欧洲尤其是英国对此大为恼火。而发展中国家也不都是支持中国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和中国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他们支持中国的做法。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对中国就非常不满。不管怎样，哥本哈根会议给人的印象就是中美两国主导世界事务，不过，中国不知不觉地承担了最大的国际压力。
这说明了什么？很简单，中国需要调整自己的国际关系的定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根据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去处理问题很容易使中国不小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承担不了，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而且，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世界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化程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关键一环，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需要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要意识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的利益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有很大的分歧。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领导权的问题。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崛起，恐惧于中国取得国际领导权，但同时又希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同时在发展问题上，和中国的竞争性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对资源和工业化的竞争上。也很显然，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巨大的战略担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都持有矛盾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会根本改变。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根据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那么，现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确认新的定位，中国必须避免在发展问题上被发展中国家“推举”出来和西方对抗，而同时在战略上被发展中国家联合美国来对抗自己这样一种困境。
任何国家的国际定位是根据地缘政治来进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根据地缘政治就会自我欺骗。中国传统上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地缘政治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为了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和苏联霸权，因为这两个霸权在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没有变化，如同前面所分析的，这已经造成了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第一，在亚洲（即中国的后院），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尤其是海洋地缘；第二，在非洲（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拉丁美洲），中国的战线又拉得过长，显得力不从心；第三，当其他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区域之时，中国海洋地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