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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与叙利亚、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因素。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
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使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可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大，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罗斯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容易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是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就曾出现过，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应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结束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和吴玉萍女士以及编辑陈丽娜和李鹏飞，由于他们的努力，本书才能够这么快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