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

新的民族主义关乎国家、国家认同和国家主权，须放在中国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彻底转变，这些转变为中国新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所处的全球体系也发生了结构重组。国内外的双重转变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此而言，新民族主义有几重含义。首先，它关乎中国国家机器应该如何及能够如何被重塑，以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其次，它关乎国家主权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应有的地位的认识。最后，它关乎中国人民对与中国国家利益相符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看法。

据王赓武看来，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它的关切包括中国的政体、国家主权的复归、国家统一、民族自尊心、道德秩序及传统价值观的存续和发扬。他进一步阐明：“我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恢复，它包括保存和更新两个层面，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它更直接地维系于对辉煌往昔的信念。”回顾中国近代史，每当以上所提及的方面（即，国家权力、国家认同和国家主权）出现问题，民族主义就往往成为一种解决方案。

中国人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所遭遇的严重危机。内忧和外患相互联系。一个中央羸弱的分裂国家通常比较容易遭到外族入侵。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是中国成为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的前提。“中国问题”因而处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交织的网络上，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一双重背景交织的网络上呈现出意义。

内忧外患贯穿着中国的近代史，这些危机的解决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西方的入侵恰逢王朝的没落。中央权力的萎缩、地方势力的崛起以及重建新皇权努力的失败，说明王朝这一传统国家形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一切遵循着“王朝循环”的铁律，并非西方入侵的结果，但西方入侵确实加速了旧的政治体制的瓦解。

第二，西方势力的入侵使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国家权力的危机。此外，它迫使中国步上现代化道路。现代西方制度和观念涌入中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三，革命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所有这些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于中国人而言，只有革命方能摧毁存续了数千年的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为新国家的建立铺平道路。各种政治派别都认为，革命是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新政权和强大的中国的最有效方式。

半殖民地化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深深地依附于西方。在许多中国政治精英看来，西化和现代化是同一的；西方是中国现代化的参照标准，也只有通过西化，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拥有与他国平等的权利。

然而，现代化和西潮的涌入都无可避免地在中国掀起了矛盾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中国的统治者对师夷长技的效果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西方的争战中节节败退，被迫签署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故此，反中国传统与排外主义、反西化与西化成了两对矛盾的孪生体。

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中国在与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中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汉文化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受到过挑战。少数民族以其自有的方式统治中国的尝试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最终被汉文化所同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坚信他们的国度是中央帝国且疆域无边。这一世界观反映在朝贡体系上。西方的入侵打碎了中国人对于国家权力和世界秩序的既有观念，他们感到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正面临危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化，也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是求得民族生存和建立强大的国家。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以民族生存为主题。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首义是确保饱受外族蹂躏的中华民族能够存活下去。他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有多层含义。首先，由于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由单一种族发展而来的单一国家，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其次，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义。最后，民族主义要求各种族平等，是中国重获自由和与他国平等的地位的途径。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强国梦”是萦绕几代民族主义者的心结。实现这一梦想和目标的努力一旦遭遇挫折，民族主义便应势而起。

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浮现的“中国问题”的反应。新民族主义可以在中央权力衰落、国家认同感淡化、事实上或观念上的外部威胁等等“中国问题”中得到解读。也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建构起他们的民族主义话语。

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使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中央弱则国家难强，抵制他国欺凌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强势中央。此外，毛泽东的“政治挂帅”战略可以动员所有的国内资源，使中国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防止再度沦为他国的欺凌对象。这些观念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转变。邓小平对于国际政治有着更为现实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实力才是国家地位的基础。他指出，中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得一席之地取决于中国国内发展情况。邓小平之前的国家领导人将国家统一视为中国富强的基础，但邓小平提出，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中国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成为富强的国家是中国实现统一大业的先决条件。虽然邓小平并未放弃“政治挂帅”的原则，但他强调经济优先的原则，即政治服务于经济，他坚持要求那些无法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官员必须下台。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中国的国内发展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中国在经济优先原则指导下所取得的出色经济成就并非没有代价。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节攀升；另一方面，中央权力却日渐式微。中央政权的削弱是放权这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结果。在西方，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现代化和集权是两个并进的过程。在那里，正是现代化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中国，为了推动现代化，国家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会，中央权力因此而被削弱。

弱中央淡化了国家认同感，这有几点原因：首先，放权为强势地方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 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福利与地方政府直接挂钩，他们的认同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第二，放权意味着将中央权力从地方撤出，于是，中央渐渐失去了与地方社会的接触。中央政府不再将社会经济福利直接分配给地方居民，因此国家认同感淡了。第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管理和协调地方社会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居民渐渐被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所吸引。

邓小平的改革也影响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就保持着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道称，按照“购买力评价”对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计算的结果，中国在1994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因此感受到中国的挑战。西方“反华”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浮现。而此时，中国国内正遭遇国家权力和国家认同的危机。西方人害怕中国的现代化会带来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而中国人自己则担心他们的国家无法避免现代化的铁律——国家权力的危机。此外，随着各种“反华”理论的兴起，中国人也开始担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受到外力的阻挠，民族主义由此应运而生。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西方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成与它们地位平等的竞争者，它们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实力，这样的观念催生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不少人建议，中国政府应当利用民族主义，来重建新的国家认同和抵御国外的“中国威胁论”。然而，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对世界采取进攻性的姿态。本研究将展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被用来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也可能引发政治骚乱。中国的执政者并不想简单地利用大众民族主义，而是要重建能够捍卫政权合法性及有助于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官方民族主义。从对外政策的制定来看，中国的内外认同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只有融入世界体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他们想要做的并不是推翻现有的世界体系，而是要世界认可中国的实力和其应有的世界地位。 nKyaTXtM7L4fXscd3E4jieOpGjWnkYgRuSMxPCuvdiXF6ampsaDgDyYcLlVrVM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