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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的对外行为发生联系呢？近期关于国际事务尤其是国家安全的文献，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和国家利益视域，将目光投向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些社会学的分析因素。这些研究证明了文化对国家内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人们根据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称之为习惯、技能和风格的“工具箱”来建构行动策略，文化规范和身份认同因此而得以影响个体行为。换句话说，规范通过给行为提供组织形式而非限定行为本身来塑造行为。它们根据经验来创造解读习惯和行动指令。此外，重要的不仅是政治行为人对于塑造他们的兴趣和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依从性，也包括行为人（再）阐释他们的身份并据此（再）定义他们的兴趣和行为的能动性。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认同。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或“观念”基础——国家认同——及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或对外决策的影响。长久以来，文化、观念、身份认同和个体认知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1984：xvii）写道：“那些根据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观来定义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人，制定和施行了政策。外交决策者的理性假设、感性偏好、认知地图和知识结构都基于流行于他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观。”饶济凡（Gilbert Rozman）、艾伦·怀廷（Allen S.Whiting）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著作研究了精英阶层对于某国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对此国的外交政策。
例如，为了研究中国对日政策的变迁，怀廷锁定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发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日本印象。正面印象将日本视为中国现代化应该效仿的对象，反面印象中的日本则是历史上残酷的敌人和侵略者。通过细致的研究，怀廷得出了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反的结论。现实主义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基于对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的理性追求。怀廷则发现，中国知识精英和学生对于日本的无知、误解、错觉和不信任，成为阻挠中日合作和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
通过研究关于中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观念变迁的学术文章，饶济凡试图探究1978—1985年期间“中国对国内外重要敏感问题的看法”，以及相应的外交决策的内部机制。同样，沈大伟关注中国的“美国观察家”如何转变对美国的看法，发现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的观念依然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都表明，了解中国精英阶层的世界观能增进我们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的理解。
江忆恩等人最近的研究强调了观念对中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江忆恩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左右决策者的对外行为。在他们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文集中，罗德明和塞缪尔·金（Lowell Dittmer&Samuel Kim）在中国对外关系的语境下讨论了这一集体身份认同，指出蕴藏在中国国家认同中的，是一种独特的国际使命感。此书的编者和作者都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论是诸如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大传统”，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那样的“小传统”，都在塑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家认同已经变得多样化。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将这一特点提炼为一个概念：“去国家化。”它的意思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多元化，因此弱化而非强化了国家认同。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已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同，即，北方认同和南方认同。他暗示，北方的沙文主义国家认同造成了中国寻衅好斗的民族主义。
这些学术成果丰富了关于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但也忽略或忽视了另一些重要方面。第一，中国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变化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中国国家认同的延续性。诚然，新的国家认同必然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旧有框架中，但也会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全球竞争。换句话说，观念因素对中国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而观念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不重视观念的变化，也就无法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外行为的变化。
第二，各种机构，尤其是国家，在重构新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主义中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不少学者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产生了像区域主义和族群主义这样的地方身份认同。但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地方主义削弱的，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认同，是随着这一基础的衰落而走向末路的——这正是国家和其他社会和政治组织努力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的理论依据。大多数学者认为，身份认同的转变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会削弱国家权力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但他们低估了改革所带来的新的认同感，以及国家和其他组织所付出的加倍努力，来将这种新的认同感整合入民族主义。
第三，虽然国家认同呈现多样化，但是有着不同国家认同的不同群体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是另外一回事。新民族主义和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也须再度细审。本书意在探讨中国国家机器和其他社会组织如何再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以及这一再建构对中国在国际上的自我认同的影响。
在近代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国家和其他机构在塑造民族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得到重视。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以工业化的逻辑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形成。由于社会力量分散、社会组织不成体系的前工业社会无法自发形成工业社会所需的均质可流动的劳动力，国家便通过控制教育来生产这些工业社会必备的劳动力。当个体的基本身份归属感由分散的社群转向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它通过国家权力为社会的工业化提供语言沟通条件和一致的文化。盖尔纳强调国家的功能属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学者则更重视民族主义的主观特性。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另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探索民族传统的“虚构”性（Hobsbawn&Ranger）。
国家和其他机构通过转变或重建它们的文化或认同以适应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一方面，这些认同的转变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作用显著；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其国家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方面的著作揭示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如何相互联系。自从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几十年前开启了“关联政治”的研究，学界对此有着密切关注。以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学派，特别强调国内政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同于区域一体化学派对外交决策中的国内因素的关注，另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国际经济对于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还有些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Robert Keohane&Joseph Nye）强调相互依存性和跨国主义。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不仅指出了国内因素之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强调最高决策者同时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其他学者（Evans, Jacobson&Putnam）试图以政府代理人在联结国内外政治所起的作用为突破口，建立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国内—国际关系的模型。
虽然上述的大部分学者都没有直接触及民族主义，他们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分析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在此，有三点值得指出：其一，既然认同影响行为，新民族主义的意义须根据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来解读。其二，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解读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不能脱离开国内外环境的背景。此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与日俱增，他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战略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三，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国内外环境，国家认同和国际认同也会相应地做出改变。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到新民族主义，国家及其他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