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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误解根植于其流派繁复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又是根据他们的国际关系经验而来。在众多理论流派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西方人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于国际社会的意义的影响最为显著。
现实主义将现实简化，从而使国际地缘政治和势力结构一目了然。它将大国崛起解释为结构驱动现象。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两个因素的互动，决定了大国是否会崛起。经济发展的起伏，使得各大国在时间长河中兴衰交替。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体系中不同国家实力增长的差异导致了权力再分配。”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指出：“国际事务中主导国的相对实力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因为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率不同，它们从技术和管理上的突破所沾享的福利也不尽平衡。”相对高的增长率使新的大国崛起，“终有一天它们会在军事和区域秩序中获得决定性的话语权”。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崛起中的国家对现状不满，因此要求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如吉尔平（1981：95）所言，非均衡增长率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重整国际秩序的成本，成本的改变又影响了挑战旧秩序的动机”。促使大国崛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1979）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系统，各国须各自照看生存和安全问题。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1993）认为，在国际体系这个角逐场，每个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增强本国实力以防受到戒惩。
依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现归因于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使得东亚内部之前被抑制的固有矛盾浮出水面”，并形成了“权力真空”的局面。饶义（Denny Roy）对“权力真空”做出如下定义：
随着往昔的霸权国渐渐失势，区域内至少有一个曾受其牵制的国家开始试图扩张势力……权力真空意味着新的霸主将崛起以取代没落霸主。新的霸主或许不如鼎盛时期的没落霸主，但足以傲视区域内的其他任何国家（1995）。
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催生了新民族主义，也很有可能使中国有能力来填补这种权力真空。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将改变东亚的权力分配，对区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饶义认为：
中国从一个发展中的弱国成长为一个繁荣的强国，势必要推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更有能力控制其周边环境，同时又使这种控制的成本降低。富起来的中国将以大国姿态在区域立足：中国会更大胆地争取利益，也会对与区域内其他主要国家合作有所保留（1994）。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加剧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早前，外交史家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1968）曾指出，“天朝综合征”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外交政策。老一代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主义相悖，它对战争和暴力的理解与其他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儒家传统爱好和平。中国人鄙弃直接施加暴力而看重计谋、策略和其他心理战术，这就是孙子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对国外新一代学者来说，传统中国对于武力的理念正好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相洽。基于对中国古代兵法典籍和明朝历史（1368-1644）的研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1995）提出，中国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简单的实用主义和权宜之计，而是体现了中华文化本身。这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这种文化“将动用武力视为消除安全隐患的最有效手段”。因为中国的现实政治行为根植于这一战略文化中，推动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安全问题的“不是无政府国际结构所产生的自卫动机，而正是这一战略文化”（Johnston，1995）。战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相对恒常的要素，与对手的冲突是一种零和博弈，而纯暴力则是最有效的解决敌人潜在威胁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那些由自己的公民来选择领袖的国家更倾向于和平共处。无论在贸易还是外交上，它们都是更可靠的合作伙伴。相反，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威权政体则很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威胁。欧洲的和平正是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社会和经济分层现象相对不严重，亚洲的情况则并非如此。首先，财富和收入分配均衡的稳定的民主国家在亚洲少之又少。其次，亚洲的政体类型也更为多样化，包括朝鲜的斯大林体制，东南亚的现代民主与传统威权并存的体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民主制，以及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国际组织可以促进国际合作，降低某些国家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如欧洲国家间那么密切，也很少有强大的区域组织为泛亚合作提供平台或牵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中国无意加入多边安全协议，这是因为：
中国人相信任何关系都不是长久的，因此保持独立和使自由度最大化尤其重要。联盟和约束性承诺限制行动自由、妨碍独立，因此须加以避免……此外，结盟国通常是不可信的，它们打着自己的算盘，操纵中国以满足一己之利，而这往往使中国陷入与这些国家的敌对国的争端中（Shambaugh，1994：45）。
该如何对付中国？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主张设计一个宏观战略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然而，由于两派对“中国威胁”的看法存在差异，他们所设计的战略也不尽相同。现实主义者主张抑制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牵制其国家实力的发展。他们的观点体现在“遏制中国”的讨论上。他们力争通过控制贸易和技术输出等手段从经济上孤立中国，遏制其发展，以符合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利益。
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1995：72）提议，瓦解中国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应在“公众场域”继续敦促中国尊重和重视人权。美国传统基金会根据中国在人权、安全和经济等一系列方面的表现，将其判定为“藐视国际行为规范”的无赖国家，并建议“美国必须使北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表现为整个国际社会所不容”。
《经济学人》杂志（ The Economist ，1995）言称，遏制中国“并不是要让西方国家像曾对待过苏联的那样，用核武器将中国大陆包围”，而应该形成统一战线“渐进地……与台湾加强联系”。现实主义派别还提议，西方可以通过鼓动中国的地方主义来削弱其中央政权，并策划一套旨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中国各省和地区的行政自主权为基础的经济接触，以使地方上对其自主地位和与外界交往的能力更为自信。
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还提出，遏制中国的最好办法是使其融入国际体系，因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越深入，它的愤懑情绪就越有可能得到疏解，它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不同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则坚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文化进步最终会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1996：57）基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总结道：“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专制必定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被通信和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当今世界。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视野的拓展，他们对政治参与权和法治的要求会更为迫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他第二届任期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随着外界资讯的涌入，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将共同推动自由精神的发扬。中国无法逆民主潮流而行，正像柏林墙终究还是要倒塌一样。基于这一关于自由精神的假设，美国提出了将中国纳入现有世界体系的接触战略。然而，这种接触是有条件的，中国必须首先接受现有国际规范和机制，西方国家才会考虑接纳它。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没有抓住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本质。他们对中国新民族主义和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误解只会使它火上浇油。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中国人也时常误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西方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误解很有可能成为它走向激进化的主要因素。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他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中讨论了当西方学者试图探究非西方文化时，是如何产生误解的。在萨义德看来，现实和被呈现的现实之间并无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是因为：“所有呈现，正因为它们仅仅是一种呈现，都首先植根于表述者的语言中，其次又受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样，保罗·柯文（Paul Cohen）也认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以来的这段中国史的美国学生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确实，萨义德在中国知识界颇具威望，他的东方学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建构抵制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的理论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依循萨义德的理论来阐析本土观念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在阐释异域文化时，种族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偏见固然不可避免，但将这种偏见最小化却是可行的。柯文（Cohen，1984）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立足于源自中国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也可能正是由西方所造成。抑或，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其所处的场域和影响的人群，还是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尺度两个层面来看，都是中国本土的而非西方的”。
柯文进一步阐释了中国中心法的四个特点：
·它的中国历史始于中国而非西方，并以本土的（中国的）而非外来的（西方的）标准来评判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
·它将中国“水平地”划分为区域、省、地级市、县和乡，由此产生了区域史和地方志。
·它也将中国社会“垂直地”分层，促进了民间和非民间的关于较低阶层的历史书写。
·它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史学，为历史分析所用（Cohen，1984）。
以中国视角来理解中国新民族主义，要求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并“挖掘”出它的内在动因，这是西方视角所无法做到的。同时，这也要求通过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它的变与不变，为何变以及如何变来识别它的要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西方视角对于理解中国新民族主义没有助益。而是说，不能用它们来“建构”或想象中国民族主义。因此，我的研究可以说是要破除这种“建构”，展现本土视域里的中国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