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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兴起，是20世纪末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军备预算的增长、军事的现代化及在国际事务中自信心的树立而来。这一新兴的民族主义之于国际关系有何意义？又该如何应对它？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5）相信，除非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并且被纳入世界体系中，否则它将一如20世纪30年代羽翼渐丰的德国般危险。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1996）亦担忧，到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并殃及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正如1866年后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平衡，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高速增长及近几年中国军备现代化这两重因素，使得亚洲的商业贸易和势力均衡岌岌可危。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西方出现了“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等各式理论。
然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只是基于一部分西方人的视角。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具有侵略性吗？它对世界和平尤其是东亚安全构成主要威胁吗？中国应该被遏制吗？对于西方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如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等其他主要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加以遏制以维持世界和平的现状。这些充满敌意的西方观点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这些误解无疑促成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反华”理论在西方的出现。事实上，“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等“反华”理论在西方相当具有争议性。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正构成潜在威胁，却也不乏反对此观点的声音。许多因素促成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其中包括中国国内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复归。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中国经济却已成功保持了高速增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随着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他们为此重拾的强烈民族自豪感，丝毫不亚于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中国人所感受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势在必行。基于此，中国的当政者自然乐见民族主义的复兴。若运用得当，它可以为执政者提供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缺失所引发的危险，中国领导层时时有意识地求助于民族主义为其保驾护航，这种以中华传统为底蕴的新型民族主义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一统提供理论基础。
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很多人并不这么看。他们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现存国际体系尤其是美国在亚洲利益的挑战。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劲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少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国须善加利用台湾、香港、西藏、南海、人权、最惠国、世界贸易组织、军售等各种问题来遏制中国。
“反华”理论的大肆传播在不少美国人的认知中植入了中国的妖魔化形象。1994年末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将“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比1990年40%的比例有所增长（John E.Rielly，1995；引自 The Economist ，1997a）。另据1997年8月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并不友善，甚至是敌人。 [1]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人目睹了美国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转变为90年代的“敌人”：它向李登辉发放签证以促进美台关系升温；它差一点通过了向西藏派驻大使的决议，此项决议一旦通过，就意味着美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人看不出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政策之间有任何丁点儿的实质性联系，他们所看到的是，美国利用人权政策为其现实政治服务。中国竞选2000年奥运会主办国时，美国对中国发难，这一行为惹恼了中国的普通民众。一名美国观察家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很多关注国际局势的中国人已然从对美国的过度美化中清醒过来，他们意识到美国决心树中国为敌。”（见Overholt，1997：5）在此种背景下，在中国知识界，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如此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反映了这一现象。
另有一篇文章将美国当下的反华情绪比喻为其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这篇文章曾发表在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上。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在美国院校的中国学者与留学生中也并不鲜见。
误解和民族主义往往彼此强化，很容易酿成悲剧。照这种情势，中美之间打一场新的冷战也并不是毫无可能。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另一场冷战正在迫近。如欧伟伦（William Overholt）所言：
第二次冷战越来越难以避免。中美间的敌意不仅体现在两国的国家政策上，也深植于两国人民的观念中。中国在美国人眼中充满危险、尚武好斗又具有侵略野心，中国人则认为美国想方设法要打压中国复兴。这些偏见显然远非事实，却已在双方心目中根深蒂固（1997：4）。
对中国政策的恰当解读，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正确理解上。通过细致审视国人视角下诸多重要的国内外议题，本书试图探究在中国转型时期应运而生的新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它对外部世界的意义。若要依西方所愿使中国崛起，进而起到促进国际和平的作用，必须搁置对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旧有的西方解读，在中国语境下重新解读中国民族主义。
[1] The Economist （1997b：22）（October 25）。亦见 The Economist （1997b：29-30）（March 29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