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郑永年老师的《中国民族主义新解》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99年。20年过去了，中文读者终于可以通过阅读较为全面地了解郑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真知灼见。

该书的翻译始于2014年我在新加坡攻读博士期间，而郑永年老师在萌生撰写此书的最初想法时，也正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翻译此书前，我有幸在新加坡多次受教于中年学者郑永年，而研读此书则是我跨越时空与同龄的青年学者郑永年对话。美国与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第二个10年，两代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和亚洲的异域回望母国，这种回望在时代变迁中承续同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承续性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新解》在英文版问世20年后依然所具有的生命力。在此，我仅就自己在新加坡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于后辈学者的启迪意义略作论述。

郑永年在《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中指出，到了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排外主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这一新民族主义通过界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来强调中国性。我认为，在理论层面，此点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进一步思考：一方面，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由爱国主义转化为新时期的文明，意味着文明认同和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合流了。更确切地说，当民族主义站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也就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民族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攻讦所要建立的是中华文明域的内部认同，而这一文明域的覆盖面显然远超中国。另一方面，与其说中国新民族主义将中华文明与中国民族主义合流，不如说是要以文明思维来补充民族主义思维，以超越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国际关系的局限性。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层面，中华文明渗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人在看待海外华人时更加难以辨清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文明认同的严格界限，这也增加了中国国内对海外华人和他们的所在国认知的复杂性。以我研究中新关系所得的发现为例，通过将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强的新加坡囊括在中华文明的“大伞”下，中国倾向于对其采取一种以文明从属拉拢政治立场甚至赢得政治从属的外交策略。然而，在新加坡方面，对新加坡的政治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构成一种紧张关系。他们坚持要澄清两点。首先，中华文明不应占据新加坡文化空间的全部，它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共同形成新加坡的文化认同。政府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控制它在包括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文化拼盘的影响力比重，以使其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建构全体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让华族的文化认同摧毁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其次，新加坡的领导者再三强调要将中华文明与中国相区分。新加坡所依从和依附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由此可见，以文明为认同基础来理解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这也为中国如何借中华文明复兴的契机，在影响和定义世界秩序上发挥有效作用提出新的思考点。事实上，撇开中华文明与民族主义的界分，单就考察新加坡的文明从属本身，新加坡文明属性的秤砣往往在西方一侧。新加坡的文化和文明从属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也说明，文明的影响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不停变化的涵盖面。决定某一文明影响力的固然有其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但更重要的却是代表和代言此文明的国家实力。中西文明在新加坡这一角逐场的胜负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中美实力的比拼结果。新加坡会越来越倾向于从属于中华文明吗？新加坡人会越来越乐于接受、学习和实践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吗？如果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那么回答是肯定的。

在此译著出版之际，以上是我最想表达的观点。

最后，我要感谢为此书的翻译工作提供过协助的郑永年老师、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帮助寻找相关资料的同学和朋友。翻译工作的主体完成于201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哥大丰富的图书馆藏和高效的馆际互借等服务为我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新解》一书所引用的中文文献，我都力图寻找到原始资料以最大程度地为中文读者展现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

陈纳慧
2019年5月于北京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