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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各种国家建构运动此起彼伏，而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界定国家—社会关系。虽然主权在民从来都不是主流话语，却一直都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议题中占有重要席位。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建基于人民，国家与人民之间缺乏制度联系只会削弱国家。然而，即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极大地改观了国家—社会关系，两者间的脱节依然存在。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策略被认为是“经济改革大张旗鼓，政治改革避而不谈”（Shirk，1993）。重振国威的强烈使命感令改革派领导人断定：政治自由化必须服从经济增长。于是出现了经济改革先行，政治的民主转型暂且搁置一边的情况。同时，国家还运用各种行政机制来干预经济发展，这便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填补。
当然，邓小平复出后也强调主权在民或民主对于建构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78年访美后提到，美国的校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一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是非常有益的。邓小平对美国校园民主氛围的兴趣，可以被视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放松对社会团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先兆。在改革的早些年间，不少高层领导人曾表示支持民主。邓小平甚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1983）受到这一想法的鼓舞，民间自发成立了各种社团和组织。对他们来说，官方话语中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不足以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势在必行。
同样，当时中央领导人肩负起领导全面改革的重任，他们也试图拉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为学术和文化发展创造自由空间。领导人意识到，要想使政府决策更具科学性，一定形式的政策论辩不可或缺。而通过社会讨论后所做出的决策也更具说服力，更令人民心悦诚服。1983—1984年间，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和理论家为代表的保守派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随后又在1985年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改革派领导人试图将其影响控制在党内。
所有这些尝试和努力显然都有利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央却不能容忍社会力量过多干预国家的政治议程。自清末以降，为了实现国家自强，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都“极其强调秩序和稳定，不仅对社会动员所带来的不可控结果，甚至对多元政治和体制内可控的异见也有着历久不渝的反感”（Cohen，1988）。孙中山曾指出，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不是社会力量）才能在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从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中不乏响应者。邓小平就认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强化国家。史谦德观察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要关注如何在国家机制内制定和施行政策。换句话说，他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只是行政改革。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即中国民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权力，涉及非常有限（Strand，1989：1）。
民众的政治参与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才得以可能，并在其监督下进行。邓小平在当时强调，中国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