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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组织和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两大支柱。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这一运动消灭了地方政治势力，也清除了国家建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通过严密的组织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党领导下的国家很快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实现了集权。虽然暂时坐稳了江山，但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却依然是艰难的问题。仅靠几个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和才能，并不能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上层的意愿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一旦实现了中央集权，却又似乎马上要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权力集中有利也有弊，更何况，分权也有分权的好处。于是，毛泽东意识到，须将集权与分权两者进行调和。他试图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他认为，应加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成分。于是，随着50年代前半段的集中化浪潮退去，如何激发地方对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就被列入中央政府在新时期的议程。毛泽东提议：
[中央政府]应当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两个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比只有一个积极性[中央]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不喜欢苏联式的积冗的中央官僚体系，他更偏爱全民大动员。故此，集权常常尾随放权而至。然而，几波放权运动，再加上受封闭的地理条件所限，地方不得不自力更生，这就使地方在事实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由于地方掌握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各种资源，中央空有集中的权力，却无实际的施权之能，有权而无力。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国家和社会的脱节日益加深，而社会的疲怠又消磨了国家能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当此之际，邓小平复出。他提议，中央与其揣着这种无效的权力，不如向社会和地方放权来解决危机。不少其他领导人也认识到，社会和地方能动性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缓解国家——社会紧张关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共识下，经济改革很快大阔步前进了，尽管政治改革在当时还尚未放开。人民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已成大势所趋。
因此，当东欧还在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派已试图用放权的手段来改革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改革派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并在实际上放松中央对地方产权和财政权的控制。随着这一制度布景的完工，各地政府也旧貌换新颜，成为发展型政府。
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向发展型政府的转型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良方。由于中国各省间差异显著，国家很难推行统一的政策。只有当各省被赋予充分的经济政策自决权，中国经济才有望实现快速增长。这一点尤其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沿海省份得到了明证。随着改革的深入，放权几近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交涉的口号，尤其是沿海省份，一再向中央争取更大的自决空间。这使得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记者颜长江谈到：“中央这些放权政策，实际上是把广东‘承包’给广东人。”（颜长江，1993）
当自治权充分在握，地方政府的思路就活了：何不投身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至少也该与邻国或邻近地区进行贸易往来。颜长江描述了广东的情境：当时广东省的领导向外一看，香港的南风已千方百计钻进来，瞧人家那发达的经济！为什么不利用他们呢（颜长江，1993）？于是，各省争先恐后，纷纷发展对外经济。在这一浪潮中，省际的竞争深刻影响了各省的经济改革。如《经济学人》中的文章所描述的：
广东的成功让其他各省汗颜……广东毗邻香港，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一点为其他省所不可比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广东没有一个亲商的政府和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香港也不会主动叩响广东的大门。于是，各省力争上游，争先恐后推出各种改革模式（The Economist，1992）。
放权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1992年间，中国经济创下了年增长率9.5%的历史纪录，并在此后三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新高。但讽刺的是，虽然小康生活近在咫尺，强国之梦却依然遥不可及。更糟的是，经济增长反而诱发了国家权力危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危机的认识，这一点不容小觑。
放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首先体现为国家结构的失序。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但这一新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还有待时日。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地方主义繁荣滋长，对中央权力构成严重威胁。
财政权的流失是中央权力危机的一个重要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中央的财政收入一路下滑。一开始，中央将财政权下放给地方来激励地方的积极性。但权力一旦下放，中央要想从地方征税就变得相当困难了。据统计，1978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4%，到了1995年锐减为6%（胡鞍钢，1996）。当中央要求它们多交些税，这些富省恃财而不愿执行中央指令和权威。而它们之所以能先富起来，正是得益于放权。
放权也拉大了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在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沿海地区，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合资形式的非国有制经济蓬勃兴起，它们为地方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在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增长难有起色，更不用说对所有制和工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发展上的差距不仅使东西部的人民生活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样貌，也让中央难以采取统一的政策来有效指导和管理地方。更有甚者，地方可以忽视中央指令，继续我行我素，这使得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磨合变得十分困难。
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式微加速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中央无法再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经济调配。毛泽东时期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央能够有效调控地方经济，但这一体系历经“文革”后瓦解殆尽。现在，中央对地方没有什么可调控的了。当富省有能力独立制定自己的发展蓝图时，就不再愿意与其他省合作。即使是在一省内部也鲜有合作。有研究发现，广东省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缺乏协作”。另有研究显示，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最富裕的地区之间也少有经济往来。富省和穷省之间的合作更是乏善可陈。他们其实有相似的工业结构，但贫困省对富裕地区心存芥蒂。例如，安徽的地方官们不愿意与邻居上海有所往来，因为他们感觉被上海人欺负了，上海在他们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新的“殖民中心”。湖南也自觉为“鱼肉”而不愿与“刀俎”广东合作，湖南的领导有一次还下发禁令，不许向广东运粮。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各省采取各种行政手段来保护本省利益，与其他省竞争。
由此可见，放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但在国家内部，放权反而引致各省经济关系的疏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省际贸易占了GDP总量的22%，而欧盟各国之间是28%，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占到27%。世界银行因此警示：这是亲他国而疏他省，随着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总量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各省正在演变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放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各地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给中央带来了巨大压力。贫富差距成为中国政治最重要的新议题。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干部呼吁中央重新集权，并要求对穷省进行政策倾斜。显然，他们也是受到了民怨压力，当地居民眼见着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富裕地区的居民，这令他们感到不平衡和不满。199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时，回答问卷的省地级干部中有84%认为这将导致社会不稳定，16%的人认为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结果还显示，近64%的省地级干部认为解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胡鞍钢，1994）。
那么，放权对中央—地方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过硬的经济基础使得地方得以掌握一定的政治主动权。在毛泽东时代，中央领导人一拍掌就能震得地方颤一颤，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不再能够轻易控制地方的人事任免、移除地方势力。中央与地方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有了经济实力做支撑，地方自己选举的官员并不是中央说罢免就能罢免的。渐渐地，地方干部不再满足于将自己的权力局囿在地方，他们也要求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的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中央一级的人事安排上。地方想要在中央有可以支持他们的人，从地方调任上来的干部常常居于中央政府和党中央的高位，此类人事录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惯例。在毛泽东时期，党的精英大部分来自中原地区，特别是湖南、江西和湖北三省。地方官员晋升为中央领导的现象确实令人瞩目。在吴国光看来：
这一改变使得更多的地方干部最终得以进入中央领导层，首先意味着地方势力在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而中央也认可了这一事实。从此，在中央将听到更多来自地方的声音（Wu Guoguang，199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来自各省的领导都占了大头，这充分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壮大。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各种国家建构运动此起彼伏，而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界定国家—社会关系。虽然主权在民从来都不是主流话语，却一直都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议题中占有重要席位。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建基于人民，国家与人民之间缺乏制度联系只会削弱国家。然而，即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极大地改观了国家—社会关系，两者间的脱节依然存在。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策略被认为是“经济改革大张旗鼓，政治改革避而不谈”（Shirk，1993）。重振国威的强烈使命感令改革派领导人断定：政治自由化必须服从经济增长。于是出现了经济改革先行，政治的民主转型暂且搁置一边的情况。同时，国家还运用各种行政机制来干预经济发展，这便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填补。
当然，邓小平复出后也强调主权在民或民主对于建构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78年访美后提到，美国的校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培养一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是非常有益的。邓小平对美国校园民主氛围的兴趣，可以被视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放松对社会团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先兆。在改革的早些年间，不少高层领导人曾表示支持民主。邓小平甚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1983）受到这一想法的鼓舞，民间自发成立了各种社团和组织。对他们来说，官方话语中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不足以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势在必行。
同样，当时中央领导人肩负起领导全面改革的重任，他们也试图拉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为学术和文化发展创造自由空间。领导人意识到，要想使政府决策更具科学性，一定形式的政策论辩不可或缺。而通过社会讨论后所做出的决策也更具说服力，更令人民心悦诚服。1983—1984年间，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和理论家为代表的保守派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随后又在1985年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改革派领导人试图将其影响控制在党内。
所有这些尝试和努力显然都有利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央却不能容忍社会力量过多干预国家的政治议程。自清末以降，为了实现国家自强，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们都“极其强调秩序和稳定，不仅对社会动员所带来的不可控结果，甚至对多元政治和体制内可控的异见也有着历久不渝的反感”（Cohen，1988）。孙中山曾指出，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而不是社会力量）才能在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从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中不乏响应者。邓小平就认为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强化国家。史谦德观察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要关注如何在国家机制内制定和施行政策。换句话说，他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只是行政改革。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即中国民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权力，涉及非常有限（Strand，1989：1）。
民众的政治参与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才得以可能，并在其监督下进行。邓小平在当时强调，中国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