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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话语？对于此问题的探究，可以通过对民族主义在西方和在中国的发展史进行简要比较，从中寻得线索。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两种主权形式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中，民族主义在人民主权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理解，民族主义与自由观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须理解为对于集体自由和个体自由这两种自由的向往，即一个民族不受制于另一民族的自由，和个体依其所愿归属任一民族的自由。”因此，民族主义不仅吁求民族整体的自由，更意在争取个体解放的胜利。民族主义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君主专制政权向他国出卖了国家，更因为它压制了本国民众的个体自由。摩根索阐述道：
个体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声，后者仅仅是前者在国际领域的延伸。制定政治原则和法理的初衷在于肯定和保护个体自由，当然，它们也同样适用于民族自由（1957：482）。
没有人民主权的兴起，也就难以解释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演进。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国家建构也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显著影响。然而，民族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改头换面：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相应地，个体自由也被民族自由所取代。纵使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沉迷于民族认同、民族性、民族地位等从西方传入的新概念，他们的兴趣却立足在强大的国家，而非公民权和民众的政治参与。
这一“强国情结”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语境。中国现代化起步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完全不同于历史上西方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情况。在整个近现代时期，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上下求索，一再尝试建立一个有着新的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努力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本国政治结构的双重束缚。在这种双重困境中，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唯有将民族主义的重心从人民主权转移到国家主权上。
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发现，若要为政治现代化寻求出路，就必须把军事现代化放在首位。放眼欧美，国家实力无不以其是否能打胜仗来衡量。中国人一直以雄踞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子民自居，这一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很快被洋枪大炮粉碎了。西方将民族国家的概念带入中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并不打算承认其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西奥多·弗兰德（Theodore Friend）所言：
在文艺复兴的外交传统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平等原则对待彼此；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又理所当然地认为，亚洲国家低他们一等，除非有反例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88）。
在这一国际体系下，中国除了走现代化别无他途。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曾指出：
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都在西方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阴影下展开，这也在两国寻求转变的动力中起到了特别意义。它们寻求转变的最根本动因，实际上都是御敌卫国。不早不晚，现代化与枪炮同时来到东亚……因此，现代化宿命性地担当起防御外患的重任。按当时的境况，要么现代化，要么亡国。要医治病榻上的民族，除了现代化，再无别种良药（1975）。
只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才可能阻止西方势力的进一步入侵。入江昭谈到：
中日两国的精英们看到，西方的强国首先都是拥有先进的军备，强势的军官，以及海外基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军事强国，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信自己的国家也须照此方向发展（1992）。
中国的当权者也很快意识到，增强军备力量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使中国重获他国尊重。因此，军事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李鸿章用欧洲进口来的洋枪和大炮来装备他的淮军。清政府还建立了新式海军舰队，并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管理海军事务。此外，各地出现了外语学校，西方的军事、商业和科技书籍也被引进和翻译。
上述这些努力随着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中的惨败而付诸东流。中日两国的军事现代化几乎同时展开，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严重束缚了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增强军事实力，一开始是应当权者维持统治秩序之需。李鸿章的淮军最初是由乡绅们组织的地方性军事力量，用以对抗太平军；之后被收编为国家的军队，并成为甲午战争中的主力军。然而，虽然这支军队已经国有化了，却依然带着浓郁的地域性。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大将是甲午战争中的日军总指挥，他认为弥散在中国陆军中的地方主义，是中国战败的主因。他观察到：
李鸿章的军队有一个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类似的致命弱点，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受控于封建领主的家臣们。李鸿章不仅从他的家乡雇佣了大量士兵，连将领们都是他的亲族、朋友和同僚。因此这些将领若有差池，无法从其他军队中找人顶替，而必须从李的家乡另找新人。
如果没有权力集中的现代政权，军事现代化本身并不能拯救中国。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政府改革来建立强大的国家。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人民主权这一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题也被传播到中国。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许多中国人就对以军事现代化为主轴的自强方略存有疑义。有见识的思想家王韬指出，如果中国想要赶上西方国家，应更关注“人民”的作用，自强方略并不能为政府赢得民众支持。王韬在1893年写道：“夫天下之大患，莫患乎在下有不信其上之心。”
今国家正处此大患中——“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
早前李鸿章等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事实，凸显了强势政权的重要性。严复一针见血地点破：一个没有民众基础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康有为主张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革新，认为如此方能彻底摆脱外虏的欺凌和无理要求。这些革新包括建立新的官僚体系、新的经济和教育政策、由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民兵、新式税务体系、四通八达的铁路覆盖网等，但重中之重是养民：“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Hunt，1993：66）
梁启超也提出，虽然中国的帝制高度集中，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集权政治。强有力的民族认同感尚未建立，民众的爱国情怀也鲜有民族主义的意味。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其民众必须完成从帝王子民向国家公民的转变（Levenson，1970）。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开始将关注点投向“民众”。慈禧太后在廷议是否应依靠义和团来抵御外虏时说道（Hunt，1993：67）：“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尔。”
即便如此，甲午战败后，军事现代化依然是现代化的重心。相较于此，制度改革的进程则缓慢得多。虽然民众基础逐渐受到重视，但政治改革受到封建帝制的束缚，举步维艰。原有的政治体系高度集中，但中央政府又极度羸弱。它制定了各项法律，却又无法实施。西方列强入侵时，中国的皇权已走向末路，日本的当权者通过集权拯救了国家。在中国，集权已是既定事实，但集中的权力却无法被运用。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地方精英借机发展各自势力，他们的野心随着权力的增长而膨胀。很快，地方这块肉已不再能满足其胃口，他们要在国家大事的发言权上分得一杯羹。因此，分权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地方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意味着中央不再一言九鼎，它还得听听地方的声音。这一新的国家—社会关系，使得中央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更加施展不开手脚。陷此困境，中央不得不重新集权。
理论上讲，主权在民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事实上却并没有。正当激进派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之际，慈禧太后唯恐中央将失去对局面的掌控，在1898年夏叫停了改革，以阻止中央权力的进一步流失。能激发地方积极性固然是良策，但中央也不愿放松权柄，更希望通过改革来稳固权柄。若改革结果逆其愿而行，中央自是不能坐以待毙。诚如保罗·科恩（Paul Cohen）所言，中国政治的真正纷争点不在改革与否，而在于应当如何改革，以及由谁来操控改革大局。慈禧意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如此既可以加强中央权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的理念。
当一些族群开始吁求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在中国，这种“独立”性须放在满族和中华民族之别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当“族群”和“主权在民”的概念随着民族主义渐渐深入人心，许多人尤其是激进改革派开始怀疑，清统治者是否是一支可以依赖的革新力量。虽然清廷采取了不少措施以推行君主立宪制，但这些改革派认为，中国不仅应成为强大的国家，更应是中华民族的而不单单是满族的国家。在狭隘的清王朝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并不能拯救中国和中华民族。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认识不仅成为国内外政治活动家的共识，甚至在清廷官员中也不乏同见者。对民族主义革命家来说，君主立宪制显然并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爱国目标；只有共和制才能彻底清除自私无能的清朝政权，如此才有望建成强大的国家。于是，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对抗清廷。
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试图用民族主义的两大要义，即基于民族的国家和基于民主的人民主权，来再造中国。吊诡的是，1911年的共和革命本身就是分权的产物。新国家的建立首先要求集权，这在当时难以实现。革命过后，地方割据势力开始主导中国政治。各省的掌权人物曾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因此要求分享革命成果。他们在革命中获得了对地方的自治权，在革命后要求继续维持并加强这一权力，自是不能容许集权中央的复现。此时，国家已变得四分五裂，各种力量争权夺势。再往下看，各省内部也在1911年后繁衍增殖了一大批地方政权，这些政权握在各地有权有势的乡绅手中，他们操控地方财政，甚至还试图影响当地政府的人事任命。
中央权力的瓦解使得当时的头号军阀袁世凯深信，“地方分享中央权力不利于重振国威”。袁世凯听从了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
就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究竟何者更为相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建议，决定采纳君主立宪制，重建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但袁的皇帝梦遭到各方阻力而迅速破产。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宪制和议会制形同虚设，官僚体系无法运转，共和政府已然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奉行主权在民的理念，并相信参照欧美多党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可以为中国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未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政权。新的民主议程“没有能够带来团结和秩序，更不用提获得合法地位。代议制政府很快蜕变为一个与民主为敌的独裁政权，在外交上也显得软弱无能”，这使得孙中山重新思考“主权在民”的问题，他意识到没有完备的组织架构，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权都是脆弱的，更无法建成强大的国家。于是，孙中山转向组织层面，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他的策略是“以党建国”，这是他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Teng&Fairebank，1979）。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之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因此，俄国模式更可为中国之楷模。中国应采用“以党治国”的模式，而党的首要任务是建国。“我们现在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1986，卷九：103）按此逻辑，建党是建国的前提，强党方可强国，而国强才有可能实行切实有效的民主制度。因此，孙中山提出了建国三序方略：军政、训政与宪政。
按此思路，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党内改革，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他的继任者蒋介石承袭孙之衣钵继续强党立国，依靠国民党来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国家秩序、挫败列强的侵略野心、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复领土，最终使中国在国际上重拾尊严。通过1926—1928年间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将中国重新统一在中央集权下。它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中央控制武装；在民事上，通过建立相关组织和发动各种运动来使政府触角遍布和深入市民社会。国民党政权效法西方，将统治中心放在城市，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城市为重心的策略或许在西方甚为成功，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城市的影响相较于西方远为局限得多。”（Whiney，1970）而国民党政权所严重依赖的各股地方势力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
更致命的是，如惠特尼（Whiney）所言，国民政府的国家理念无法赢取民心。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强调国家集权，限制民众的参政空间。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权在民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共产党围绕主权在民，用它来动员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一举戳中了国民党的软肋。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共产党所提出的国家理念更能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此外，无法有效地传播其国家观也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败笔，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忽略了广大农村地区。相反，共产党的干部却在农村地区极为活跃，他们将其党的建国理念传播到农民中间，使得党民同心展望国家蓝图。最终，共产党得了农民，也得了天下。
共产党运用“主权在民”的思想获得城市居民的拥护，成功取代了国民党。然而，一旦它成为握有权柄的执政党，就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剖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国家性质：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从国民党手中夺权，并建立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的大小人物各怀目的，动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共同上演了一出人间大戏。他们建立了新的伟大国家，训导他们的人民，提高了生活质量，并为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共产主义中国就像一座由各种砖石砌成的大厦。不管这些砖石是如何堆砌的，这座大厦终究还是伫立起来了。而黏合这些砖石的正是意识形态和组织（Schurmann，19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