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三年(1490年),王华让王守仁多看经义和八股,以应科举考试。于是,王守仁白天跟着大伙儿一块儿上课,晚上搜集诸子百家的经书,广泛浏览,常常看书到深夜,有时家人都已一觉醒来,却见王守仁仍秉烛夜读。王守仁刻苦勤奋之下的长足进步使别的子弟望尘莫及。
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你的注意力已放到应试科举之外了,我们都不如你呀!”可见王守仁读书之广博,并不只苦读应试必考的那几本书。
王守仁二十一岁时,在浙江参加了乡试。
乡试过后,王守仁又去京师参加会试,却因思想太过新颖,与程朱理学格格不入而名落孙山。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了王守仁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
时任礼部侍郎的李东阳也来看望王守仁。他是当时的诗坛领袖、“茶陵派”鼻祖,还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李东阳早已听闻守仁之才名,于是他笑着说:“伯安,你此科落第是才气未舒所致。下科你必当中个状元。那你就试着作个《来科状元赋》吧。”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王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有人不服气,暗地里议论:“这小子仗着有才如此狂妄,将来要是发达了,哪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事后王守仁也颇为自己的狂傲而悔恨。不过,他并没有灰心失望,又继续准备。过了三年,王守仁又进了考场。可惜这次老天爷仍未垂青这位勤奋的才子,落榜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在了王守仁身上。要是一般人,早该受不了这沉重地打击了。
对于王守仁来说,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一种谋生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间的哲理才是他奋斗一生的事业。正所谓:志大而襟宽。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王守仁却淡定地说道:“世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他认为落榜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因落榜而自暴自弃才是可耻的呢!
但落榜就是落榜,说什么也没用。后来,王守仁回到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王守仁与魏瀚等诗社成员同游龙泉山时,留下了许多唱和诗。其中有一首: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在山清水秀的环境里吟诗作赋的生活陶冶了王守仁的心性,让他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得意和失意,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
三月开元两度来,
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
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
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
浮名于我亦何有!
不过,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王守仁写给诗友陈宗鲁的诗中,他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心意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如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诗中先申明了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他在诗中明确表示了“望汝成圣贤”“学文乃余事”的志向。
弘治十年(1497年)五月,鞑靼达延汗进攻京师东北的潮河川,继而又攻大同。边报紧急,京师震动,举朝仓皇,推择将才,竟一时没有敢于应征的人。
王守仁听说后叹道:“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想仓促之间获得将才,难哪!”
这一年,王守仁年已二十六岁,回到了京师。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无一不精心研读。
他认真研读和批注过《武经七书》,比较看重的是《司马法》,认为它几乎就是儒家用兵的系统总结。他也点评称:“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以正义统率必成凶器。”他评价《吴子》时,将孙武和吴起的兵法思想进行了对比。杀妻求将的吴起极其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命运坎坷。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以口吸脓。《史记》就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吴起收买人心。所以《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极端务实,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
王守仁对于《孙子兵法》的批注最为精细,这本书对他后来的军事行动有深刻影响。在王守仁看来,“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在手段使用上自有兵不厌诈的道理,对付奸诈暴戾者不必过于仁慈。
王守仁如此钻研兵法,显然是希望将来能够像马援、王越那样在沙场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