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首先是当时的一件稀罕物，电子琴。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台琴长什么样子，颜色质地，甚至连那黑色的帆布包都历历在目。那是一台浅金色的琴，被我用水彩笔在琴键上写下一个个音符。当它初来我家时，我兴奋极了，抱着电子琴就叮叮咚咚地一顿乱敲。殊不知这琴还有个附赠的产品—一位极其严厉的音乐老师。
那是个男老师，瘦瘦高高的，留着当时流行的成龙头，穿着黑色皮夹克，看起来不像是什么正经人。他带着我一点点学，被我的不配合伤透了脑筋。我可以有两万种为难他的方式，有八万个拒绝上课的理由，最终这老师敌不过我的非暴力不合作，从某一天起，不来了。
电子琴这事就这么被放弃了。之后我一度责怪我的父母，为什么当时不再坚持一下，哪怕学到点皮毛，我后来也不至于总在特长一栏里冥思苦想半天，勉为其难地写下“唱歌跳舞”这样无趣的答案。要知道对于新疆的孩子们来说，歌舞哪里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特长，那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不值一提。再者说，如果我学琴能坚持下来，多少也能压制住后来的日子里，爸妈在培养我这件事情上，变本加厉的探索与尝试。
下一项挑战，是画画。孩子们，如果你读到了这里，就尽量少地在童年时期，展现出对某种艺术门类的兴趣吧，爸妈简直天生一副火眼金睛，生怕错过了孩子在某个领域里闪现出的所谓天赋。哪怕是突然有一天在爸爸的稿纸上信笔涂鸦，也绝不要被他们看见，不然，那就是他们抓住的一根根稻草，终有一天要把你压垮。
对，我确是在电子琴之后，在某一张可恨的纸上随便画了那么几笔。完了，他们仿佛看见了毕加索伦勃朗达芬奇，匆忙再苦苦寻到一位老师，让我每周日背着画板苦行几站地去老师家学画画。就像我清晰地记得那电子琴的嘴脸，我也忘不了那军绿色画板千斤的重量。
张杏雨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那时还不反对老师在家开小灶，那个年代还没有双休日一说，唯独能玩儿的星期天，我都要告别院儿里的小伙伴，步行前往团结路上，张老师的家里学画画。好在画画这件事情上，爸妈和老师还算没白费努力，强压出了那么一点成果。我画的几幅儿童画在自治区的绘画大赛拿过奖，中日儿童绘画比赛上获过名次，其中有一幅画还被送到华盛顿（对，是真的华盛顿）的世界儿童画展里展出。我对那幅画的记忆太深了，画的是在爸爸的老家伊宁，我们坐着大篷马车的场景，那是我在伊宁最美的回忆。现在去伊宁，我都要去喀赞其那边坐上马车颠一颠，找回一些童年的幸福。记忆这东西有多神奇，三十多岁了，只要右手一撑，一屁股稳稳地坐上去，儿时那份简单轻松的快乐就迅速占领心房。
那幅画就叫：大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