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5年10月24日，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的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同宋庆龄和另一位中国女士（可能就是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返回，她们是从上海来的。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的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同宋庆龄去位于朱込的和田瑞律师家中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毫无疑问，他们结婚是在1915年10月25日，但结婚誓约书上填的日期是26日，这是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他们结婚是在一年之前（即1914年10月），即在孙卢离婚之前，这是没有根据的。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他们在婚前就已同居的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结婚誓约书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这份结婚誓约书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它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精神。双方保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缔结婚约后，“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但这一点不可能通过袁世凯政府驻日本的使领馆办到，因为他们正要追踪和捕杀孙中山。
这桩婚事经公开宣布后，孙中山同宋庆龄总是作为夫妇和同志在一起行动——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或者日本都属罕见。
主持婚礼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就相识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经孙的事先安排，庆龄在婚前就是住在梅屋家的。参加婚礼的是少数几个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那时虽然只有11岁，但日文却已很流利，所以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中签署结婚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一种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坂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郎收藏
。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婚礼举行之后，宋家老夫妇还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这样说：“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
，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但是，关于那些宋氏夫妇同孙中山“永远决裂”、宋耀如宣布同庆龄“脱离父女关系”的耸人听闻的说法，
人们可以不予置信。庆龄自己就否认了“脱离父女关系”的说法。宋氏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可以从他们后来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得到证明。这些礼物包括至今还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惯常赠给新婚夫妇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
宋氏老夫妇虽然起初有些恼怒，但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骨气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爱着他们的女儿。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为宋庆龄留下两个长远的影响。一是她深刻体会到人身攻击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
确实，在宋庆龄长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这样看。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
，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缛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针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
和辛克莱）的著作。”
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初起时，日本站到协约国一边，它不去参与欧洲的争执而是去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却不让其他协约国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军事和商业要地青岛在内的中国山东省的一部分。在这里，日本军队打了唯一的陆上一仗。德国只有少量驻军，日本用了极小的代价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大陆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孔子的故乡。
1915年1月，正当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的时候，日本为了想要独霸全中国，作了一次狂妄的尝试。它向独裁者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吓性的“二十一条”——所用的纸上有着大炮图像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飨。袁世凯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实施，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袁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计划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这年年底，他公然称帝。但没有过多少天，蔡锷和其他将领在僻远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的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为振奋，同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行动起来。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孙中山还派了一架飞机到上海去散发传单，引起轰动。这架飞机是由梅屋庄吉资助购买的，由一位姓“坂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用飞行员驾驶。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中国各处纷起讨袁，起义都是由当地的或从日本派回国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在东京，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在1915年4月发表了新的讨袁宣言，宋庆龄把它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凯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由外国列强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强人”的下场。
这标志着孙中山近30年革命活动——表面看来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他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中国必须有一个皇帝”这一陈旧的观念。这个观念曾经成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条，而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则宣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只不过要实行君主立宪。十分明显，这些观念都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当然，死抱住这种观念的人还是有的，其中还有外国人，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外国人总喜欢断言“对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或者毋宁说对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在国内事务上，他是开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宪法的权威。但他却担任了袁世凯的主要顾问和理论家，为袁称帝自为的野心制造舆论。）
但是，时局的演变也证明，尽管共和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建设共和国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艰难的历程。
对孙中山和他的秘书及新夫人宋庆龄来说，在这几个月里充满着的是紧张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临时寓所里，宋庆龄不但遇到了许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孙中山的许多亲密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她这位具有卓越领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
在中国革命者中有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将终生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也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变成了反动，如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他以后成为军事独裁者）、汪精卫（约20年后在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他当了大汉奸）。还有一些人原是孙的党员，后来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董必武（后来同宋庆龄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吴玉章和林伯渠（他们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以至身败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妇（在孙宋婚礼上，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结拜为义兄弟、义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迫害。）当然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们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人接近孙、宋夫妇。但他们同美国和欧洲的老朋友保持着热烈的通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在日本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当时这些人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他们常常会晤来自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到我们在东京青源宿家中来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罗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庆龄后来写道，“有时他们借钱给我们，有时我们还他们钱、还借钱给他们。”
她还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
。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分任务，一部分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分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
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
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
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并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深沉且永不褪色。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中看到：孙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绝；孙中山所有的个人遗物和纪念品，她都细心地保存；每逢孙中山忌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参加任何公众纪念集会。但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种共同的理想随着历史的演进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他们的共同立场能够消除“代沟”，而且也确实消除了。因为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代人、而且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事业。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斗争：克服流亡条件下的困难，应付宋氏家庭及教会方面出于情绪和宗教原因的反对，对付政治上的敌人，解除孙中山的一些战友们关于他们的婚姻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疑虑（尽管孙的大多数战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这桩婚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相互衡量并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这样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倒台，他们的流亡时期结束了。但他们的艰辛、危难和斗争的时期远未结束。不过，从此他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争取中国美好未来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