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庆龄还是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时，在她身上已明显表现出那种先人后己的赤诚，以及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而要寻根究底的兴趣。宋美龄回忆说，每星期三晚上，马克谛耶学校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校主持宗教讨论会。“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讨论会结束后，她[美龄]愤怒地要求庆龄回答，“难道你不忠实信仰？”
当时庆龄是否真正信基督教或有什么别的信仰，年代久远，难以查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便什么事情，如果要她相信，她总是要问为什么的——这是她始终保持的一个特色。
一位更早的观察者谈到庆龄还只6、7岁的时候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课时的反应。（她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上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这个学校。）
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饼和鱼的奇迹”
，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如果这段回忆可靠，那么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其某些记载存在怀疑。
据报道，庆龄很早就极端厌恶的事情之一是虚伪。多年以后，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宁肯要霭龄的坦率而不喜欢美龄的做作——霭龄从不掩饰她对财富的追求，而美龄尽管庸俗又有野心，却偏要装得道貌岸然。
总的说来，美龄使庆龄感到极度失望。霭龄1904年去美之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游戏伙伴。那时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园洋房里，有围墙环绕。庆龄虽是姐姐、又比较沉静，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园门到乡间旷野去玩一会儿。在美国期间，霭龄毕业回国后，庆龄负责照看小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担起了父母的职责，而美龄也爱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时间里，她们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们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庆龄打算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结婚。她写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还在美国上大学的美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的美龄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赞成这桩婚事的成员。
后来，紧接着蒋介石在1927年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之后，美龄同蒋结了婚，并使蒋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这桩婚事使庆龄心中充满憎恶。“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么我就不是”，庆龄后来曾这样说。
就这样，从这段较晚的时候起，通过她们作为两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反应，庆龄对美龄逐渐形成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这本来是原则性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曾挚爱过这个小妹妹的姐姐，她在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损害，使这种反感更趋强烈。
据庆龄那位儿时在湖群学校的同学说，庆龄性格中另一在幼时就显露的特点是，她好像从不慌张着忙，情绪总是很稳定的。只有在丢失什么东西或把什么东西弄脏时，她才会有点手忙脚乱，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她的心很软。有一次看见厨师宰鸭，她就跑开并且哭起来了——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子。
还有一点，就是她的专心好学。据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镇图书馆前馆长路易丝·穆尔回忆，庆龄在这里上第一所美国学校时，她总来借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书”，并且贪婪地读着。在威斯里安学院，她兴趣的广泛——从文学到历史、哲学——可以从她被任命为院刊编辑一事上充分体现。
她从早年起就立志为他人服务。她显然曾一度想当医生。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她对医学的兴趣后来因为嫁给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终生。倒是在给霭龄的“毕业预言”中有同学曾说她会在官场中跻身高位。
大学女生总是充满浪漫的幻想的，庆龄有没有呢？同年毕业的友人玛丽·斯塔尔回忆道，“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你要是知道我帮她写了多少信一定会吃惊。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
很显然，庆龄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很认真的，要不然她不会同这位女同学“共享”情书，而且也没有材料说明她到底见过他没有。
但她对于女同学们的“罗曼史”、对于男孩子，当然并非毫无兴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级时写给女同学的信为证：
“你怎么样，还有查理，他见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吗？有几位客人来过这里，包括罗西纳的追求者在内——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内夫先生已经走了。你的另一位追求者保罗·萨顿回家去了。保罗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忆是最近由美国缅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妈少年时有一次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故事也说明，庆龄在美国时曾到一些地方旅行过，尽管那时的旅行不像现在这样快速和方便。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曾谈到她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同学家中度假。她还可能去过其他地方。她出入美国时都曾在西海岸停留。
※※※
有几件事常使人们疑惑不解：
第一，她在佐治亚州上学，那是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的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持什么态度？从她在大学时期的著作以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信件。人们找不到答案。但在回顾中，如同斯诺所记录的她在30年代同他谈话时所说的那样，“不幸的是，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有一回我请她谈谈对访问苏联的感想，她对我说：‘俄国人并不把有色人种看作是劣等民族。’她还说，‘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使孙博士感到俄国比美国更可亲近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照的是她妹妹美龄的话。据回忆，美龄曾对大学同学说过，“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龄在美国北方的一个暑期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美龄讲述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向奴隶主统治的佐治亚州进军的事迹，美龄答道：“原谅我，我是个南方人，这个议题使我很难过，我可以省去它吗？”
庆龄的话表明，她同被压迫、受歧视的人——不论是像她一样的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龄则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为中国人的感情，不但同庆龄不能比，连霭龄也不如。霭龄1904年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曾受到过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专门对付新到的中国人的粗暴的种族污辱，差一点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天使岛上的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她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这本来是一句奉承的话。但她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当她被引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她理直气壮地问道，照她入境时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
美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国时年纪太小（才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100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象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
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么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
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