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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贵的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倪家的联姻反而终结了他自己的卫理公会传教生涯。尽管他新娘的娘家在基督徒社会中有地位，她带来的嫁妆看来并不丰厚。他一个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会管理委员会抗议薪水太少，不够养家，但没有结果——那些美国的委员会对于如何恰当地对待一个“土著人”是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的。这种情况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从商。这是行业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变。他的第一个企业是一家印刷《圣经》的印刷厂“美华书馆”。后来，虽然又开了一些铺子，他仍到教堂去布道——当然是以世俗志愿人员的身份——并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于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厂，才使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孙、宋两人至迟在1894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厂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还印刷革命传单。使宋倾向革命的是他的现代化思想和民族主义。在美国，他学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这样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使他成天苦恼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顺当。他从印刷厂发展到面粉厂和其他行业，包括出售外国机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样把他归入“买办”一类（西格雷夫把他描写成买办的典型）很难说是正确的。中国的“买办”作为外国的代理人或中介人，使外国资本和商品深入中国各地，损害中国自身的独立发展。他们的利益不但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而且同半封建旧中国的传统统治阶层相结合。他们对民族主义是淡漠、甚至反对的，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一般是不关心的，除非他们自己要用他们的资本来办厂。宋耀如所办的企业更多的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一类。他输入的是机器，中国自己当时还不能生产，不存在争夺市场的问题，而对装备中国自己的工厂倒是有用处的。后来，他又办起中国人资本的面粉厂。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把他称作“买办”是不合适的。
确实，他有几个孩子参与了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府——从政治上说是买办政权。但这是他死后很久的事了。
紧接着成亲以及反抗外国教会在薪水问题上对他的歧视，宋耀如开始反对清廷。在思想上，这可能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在组织上，像许多别的中国人一样，这看来是由于参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反满秘密会社。不论怎么样，到1894年，即庆龄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同孙中山相识并成为知己，还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后多年中，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圣经印刷厂中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募款及进行其他活动。
毫无疑问，庆龄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孙中山。据现有的材料，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访。孙中山很爱孩子，从来不会不理他们。当庆龄还很小时，他可能逗她玩过；她上小学时，他也可能同她谈过话。那时，她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常听到的传说，说庆龄在13岁时（即1905年）第一次同孙中山谈话。据说孙中山对她说，“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知识，才能救国”。她说，她要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孙回答说：“庆龄，好极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你。”庆龄在那个时候已知道孙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样的谈话，如同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一样，常常添枝加叶，成了传奇。
武昌起义时，庆龄仍在国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当时在威斯里安学院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她热烈地讴歌这次起义。1911年圣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和霭龄（她已在早些时候学成归国）立即同他取得联系，并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到南京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国旗并寄给在美国的女儿庆龄。（第一章中已经记述了庆龄如何兴高采烈地把这面新国旗挂在宿舍墙上、把黄龙旗踩在脚下。）
在上引威斯里安校刊文章中，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到孙中山？这似乎有点费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孙中山的关系是符合她的谦虚品格的。她从来不是那种喜欢以随意、亲密的口吻谈到显贵人物借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
这部传记是宋庆龄的传记，不只是将要成为伟大的孙中山的夫人及遗孀的一位女性的传记。当然，她后来的道路和业绩同孙中山的影响及精神遗产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她自己的倾向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