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中国

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可以追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涌现出许多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做出贡献的伟大战士，以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哲学家、诗人和军事谋略家。中国是第一批将物质文化推进到极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娴熟的农业为人口大量繁衍提供了基础，著名的工程科技的发明有纸张、丝绸、火药、航海罗盘、印刷术和陶瓷等。此外，中国先于欧洲几个世纪使用的有：

用煤做燃料。

钻井取盐和天然气（相当于现代的油田技术）。

在冶金时使用鼓风机。

在机械中使用齿轮和发条。

在船只上使用尾舵、水密仓和桨轮。

拱桥，悬浮桥和运河的水闸。

预测地震的地动仪。

算盘，高度准确的圆周率，数学上的二元方程。

在战争中使用弓箭、火炮和用火药发射火箭。

中国人开始加工铁要比其他国家晚些。但是，由于他们首先运用了煤，所以在这项重要的技术上迅速领先。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写道，在罗马时期，来自于中国的铁是最好的。罗马称中国为Serica，意为丝绸之国，这见证了中国和罗马之间贸易的另一种商品——纺织品——的名声。

事实上，中国生产的丝绸领先于西方两千多年。除此之外，中世纪的旅行家们，比如马可波罗，就对使用纸币——这种先进的经济组织的票据——感到惊异。那时其他地方还对此一无所知（虽然马可波罗是一个对钱感兴趣的商人，但是他没有文化，他甚至没有提到这些纸币以及中文书籍是用印刷术印出来的事实，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而那时欧洲对此还闻所未闻。）直到18世纪末，所有到中国的访问者，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中国。

但是，欧洲的革命很快证明：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已在长时期中确立了技术优势，也会很快被那时的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追赶上来。中国在2500年里始终处于封建地主的统治之下，很快陷入落后的行列里。西方的专家学者们开始没完没了地唠叨起中国“落后”，甚至认为整个东方社会都是“静态性质”的。

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是沙文主义的，它是专门用来帮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亚洲现时代的粗暴侵略，以便推行它们的“文化和进步”。今天，那些害怕东方新革命的人正在兜售一种新版的理论。有一种学派对必将在世界各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说那根本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古老的基于一种“高压式社会”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 的轮回（即：源出于由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国家广泛控制的灌溉工程概念），像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一样并追求相似的目的。这类概念是为了把人类中仅仅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发展形式灌输给人民，而把所有其他的人民贬低为“异己”或险恶的。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手法，好像与历史的发展或其他任何科学无关。它现时代的目的是使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忘记阶级力量问题、进步问题以及每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应（其实，这些命题根本就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同类”统治者手中的顺服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同类一齐作为压迫者，去反对另外地方的平民百姓。

实际上，和这些概念相反，中国的发展遵循着和其他种种社会大体相同的道路。它的步伐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国家相比，只是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它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部落）演化为奴隶社会，又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不过比欧洲走前了几个世纪。然后，它停滞在了封建社会，所迟滞的时间两倍于欧洲，于是它落后了。

现在，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改变，不必再像西方那些国家那样去背负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中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用革命打倒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控制，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更广泛的社会理念上说，是老旧的资本主义“停滞”了（当然，不是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了封建的阻碍，毕竟它有过几个世纪的技术滞后，何况还有些资本主义的传统和习惯需要克服）。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主义经历如此之长，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没有最终的回答。但是，下列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首先，所有的封建社会，不同程度地都有下列特点：

农民自己生产的手工制品，绝大部分是自己使用，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而这种商品流通足以摧毁当地的自给自足经济。

地主阶级敛聚的大量地租主要是满足他们自己享用和统治的需要，后者包括朝廷的豪华奢侈，大批官员的支出和对外扩张边疆的战争以及镇压内部人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阻止了大量的资金投向工业和贸易。

第二，重要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所看重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更加特殊的一些特点：

很早就形成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国不像欧洲国家，中央的权力不是通过与城市中新兴资产阶级联盟来获得霸权，而是以皇帝为首由一大批聚集在皇帝周围的官僚，紧紧地把下面为整个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农村组织起来，为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的需要服务。这种官僚并不构成单独的统治集团，而“东方社会”特殊论者声称，他们试图把它作为“东方”社会性质“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它（封建官僚集团）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封建主义的工具——是一种东方和西方都会形成的体制，其特点是拥有大量土地的统治阶级通过地租（或贡税）以劳力、产品或货币的形式剥削农民。在中国，城镇是由官员治理的，而防守则属于占优势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军队。这样就不会把机会留给新兴的以城市为依托的工商资本家的自治武装。在欧洲如果是这样，地方势力必会起冲突。

中国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被看作社会秩序的“典型”，还是被看作是“特例”，依赖于对这种难以辨认的制度的观察角度，即，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旧中国都可以作为标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形势是高度复杂的，其集权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大国都难于与其相提并论的。这也就促成了这个体系的长寿。

采矿业和制造业这些主要领域，诸如铁、盐甚至丝绸和陶瓷，再如对于茶叶和马匹贸易，早已被地主国家所垄断。在这些领域，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处于封建政府的许可之下，而这种许可，当局可以随时没收。在这些受控制的工业领域里的工匠们根本不是有工资的工人或者自由的手工艺人，而是农奴。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低下的，被排除在政府的重要职位之外。所以，一旦他们富有了，他们所关心不是继续经商，而是进入地主统治阶级和它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方式的组织中，中国的封建社会把商人和高利贷者附属在地主阶级里。三者聚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稳定封闭的剥削集团。因此，就像混凝土，经历许多震动，它仍然保持着完整。中国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以及物质的进步，中国的封建经济和技术并没有冻结和停滞，其科学和发明就是证明。但是，最终，这种精心构筑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思想体系），其基础不可能永固不毁（经济和社会体系），尽管它的基础曾帮助它坚持了那么长的时期。举一个同时代的例子做比较，英国的资产阶级巧妙地与贵族妥协，利用皇室和为工党首相授予伯爵称号，也只能暂时保存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此相似，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会靠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游戏而长期存活——两党都牢固地附着在垄断资本上，形成一个各阶层唯一可行的政治活动的通道，为的是使工人感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必要。任何的剥削社会，不论耍什么政治花招，都不可能包含阶级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完成它的所有的改造任务。

在旧中国，基本的革命阶级是处于地主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三重压迫下的农民，他们英勇不停地战斗了多少个世纪，几乎是单独面对这种顽固的反动力量。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2000多年间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大的农民起义有17次。他指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他们是“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所以经历了这么长时期的斗争未能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是推倒一个王朝再重新分配土地，其原因在于物质和社会的发展尚未产生出历史的接续者。全部的历史证明，在新阶级出现并壮大之前，农民自己不能单独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社会或国家权力。直到20世纪，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并强大到足以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夺取政权，然后又征服了农民建立自己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今天的世界上，年轻的工人阶级可以取代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友。直接通过反封建的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这正是最终在中国发生的。但是，在条件成熟之前，它的农民起义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然而在这种冲击下也还是刺激了生产取得一些进步，为最终革命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当然，资本主义的种子在中国也有所产生，特别在17、18世纪和19世纪初逐渐增长，商品交换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明朝（1368—1644）封建税收和劳役并入单一的货币税收——收取银两。官府命令农民种植棉花，商人们建纺织厂，一个工厂有时多达数百人。外贸也发展到一定程度。在随后的清朝（西方入侵之前），广西有1000名挣工资的矿工，在广东有5万名纺织工人，茶叶加工也建有大的工场，其工人多达5000人，著名的景德镇陶瓷窑发展到精细分工。山西省的钱庄就是一种早期的银行，在很多地方有它们的信贷网，办理汇款和存贷业务，有时它们还充当政府征收赋税的机构。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这些现象进一步证明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阶层的等级序列是一切社会的内在趋势。但是，它们（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被迟滞下来，其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概述的。所以，最终攻破中国封建社会体系长城的，不是中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看到，正是这种原因制约了中国以后的发展。18世纪中期以后，刚刚征服了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了与“中国贸易”的头号获利者。起初，在这项商业活动中，中国是制成品的供应商。中国的出口商品不仅有茶叶，还有丝绸、棉织品（土布）、陶瓷以及其他制成品。作为反向的交流，中国小量进口的主要物品是毛皮、药材和富人餐桌上一些精选的食材。1796年，乾隆皇帝在给英国乔治三世建议增加贸易的回信中说：“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不认为怪异奇巧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你们国家的那些制成品没有用处。”这是实情，但这种认识同时也是盲目的。中国封建势力害怕变革，害怕可能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新思想，根本没有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释放出的经济力和军事威胁，他们对新技术即使是军事上的新技术都不感兴趣。

在那个时代的贸易中，英国商人能在中国出售的东西很少，他们要购买的东西却很多，他们不得不用白银支付。白银有一段血染的历史。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下，在鞭笞下开采出银子，其大部分由西班牙农场主作为购买从非洲绑架来的黑人的钱，支付给了英国贩卖黑奴的商人。然后，英国人用它到印度去购买精细布匹和香料。最终，在他们征服了印度以后，通过强迫缴纳贡品从人民那里压榨回来。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对一个国家人民的掠夺和奴役，也就成为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