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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曾经明确地告诉过大家，我在本书中所计划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吗？如果没有，那很遗憾，因为我还没有勇气（或者我应该说无礼粗鲁的话吗）去冒险使用一种与我的危险和极端新颖的观念相称的新鲜语言，我运用从康德和叔本华所用语汇中借过来的名词，去表达那些与这些人的精神和格调正相矛盾的价值判断，请回想一下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部中关于悲剧所说的话。他说：“悲剧所特有的强烈情绪力量，可以看作源自我们突然认识生命不能够给我们任何真正的满足，因此，生命不值得我们赋予忠诚。悲剧将我们引到最后的目标，此即逆来顺受。”
可是，狄俄尼索斯告诉我们的，却完全不同，他的教训一点也不是失败主义者的教训。如果我必须用那些从叔本华处借来的公式，去隐藏和破坏狄俄尼索斯的暗示的话，这显然太遗憾了。可是本书还有另外一面，这另外一面似乎更坏：就是我以一种时下流行东西的混合物，把我所具有的那种洞见误解为伟大的希腊问题；就是说我的一种强烈冲动，在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供我们寻求的地方，去寻求所有正确指出的、即将来临的毁灭象征；就是说德国音乐最近的伟绩以及“德国气质”说得那些笨话让我觉得，好像它们要发现或重新发现自己一样。而所有这些都出现在一个时期：就是不久之前表现自己能够领导欧洲的德国精神的时期。如今，这种德国精神要放弃希望，转向平凡、民主和“现代精神”，以伟大建筑物雄伟的外貌出现。如果这中间的几年没有告诉我任何别的事情的话，至少也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就是对“德国气质”和对我现在真正了解其真相的德国音乐采取一种无望和无情的观点。
我认为它是一种彻底的浪漫主义，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缺乏希腊精神的，并且最重要的，它是一种最毒的毒药，国民沉溺于狂饮，把不断发酵的自恋当作振奋心灵的兴奋点和迷茫时的光亮，这对于国家来说，特别危险。然而，狄俄尼索斯的大问号仍然在那里，没有动过，抛开所有轻率的希望，抛开那些势将破坏我第一部书中对同时代许多事件的错误应用；即使对于音乐来说，这个问号也还在那里。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在灵悟方面，不再像德国浪漫派的，而是像狄俄尼索斯式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