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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中国〕司马迁 著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中期夏阳人（今陕西省韩城南）人，他既有少小时躬耕陇亩的农村生活经历，又有长大后纵横天下的壮游生涯，既师从大儒孔安国、董仲舒等，又在太史令任上翻阅到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一切材料，既有随帝封禅、太历新政的众人注目的经历，又有因替李陵辩解而入狱乃至受宫刑的折磨，但司马迁接受了一切。
司马迁经历了莫大的苦痛与心灵的拷问，终于超越了自己，实现了终极意义上的升华，《史记》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恢弘、更深沉、更澄澈、更庄严的层次与境界，它已成为人的历史、事的历史、心的历史的复合体，有人说《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之哭泣，毫不过分，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一切的生命、激情浇铸在《史记》中了。在二十五史中，这样的作品，惟此一部。所以鲁迅先生又将《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以自己厚重、睿智而又深情的笔触开拓了一个更广大的天地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最光彩夺目的是一批充满豪气的悲剧英雄。他们是英雄，但往往带有悲怆、苍凉、壮烈、激昂的悲剧色彩，当然正是这种悲剧命运使英雄们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景仰。同为帝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因晚年的错误招致悲剧下场；项羽24岁起事，在7年的时间里睥睨天下，纵横万里，以狂飙巨澜的气魄号令诸侯推翻强秦，自封西楚霸王，真正旷古未有，但就在第7年却演出了一幕垓下悲歌乌江自刎的人生结局；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看起来功成名就达到了人生顶峰，但心境的惶恐不安、寂寞孤独，同样是“无处话凄凉”。同为将相，伍子胥辅佐两代吴王称雄东南，最后竟死于吴王赐剑之下；信陵君为战国四君子中最贤者，当时公子无忌威震天下，秦兵不敢出攻魏国，但最终因他人谗毁魏王疑忌，忧郁而死；屈原正道直行，滋兰树蕙，追求美政，致力改革以振兴楚国，但同列的贵族诋毁他，两代楚王疏远他，踽踽独行的屈子只能怀沙自沉汨罗；韩信一生破敌立功无数，为汉高祖打下江山，但天下大定后见疑于刘邦，被杀于吕后之手；李广将军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最终自刎而死……他们的成功、荣耀与悲惨命运成为永恒的对照。有的悲剧英雄为了坚守节操或某种信念而从容赴死，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野菜充饥终于饿死；为关于赵氏孤儿的郑重承诺，程婴自杀了。有的悲剧英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为解救国家和朋友的危难而奋不顾身，荆轲感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写下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永恒的颂歌；为了魏信陵夺军救赵的成功，侯赢北向而自刭；为了继续朋友未竟的事业，乐师高渐离不顾安危将灌了铅的筑投向了秦始皇。更有一生困顿壮志难酬的孔子、孟轲，更有推动历史终遭不测的商鞅、晁错，这一系列的悲剧英雄在《史记》中相遇、交织、碰撞，散射出最眩目最撼人的锋芒。
在司马迁营造的这个世界中，有着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最令人低回的场景。远古的五帝幽涉的行迹，最近的楚汉相争的过程在这个世界中展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吴越相覆、汤武革命，连横合纵、百家争鸣，侠客之游、刺客之行，刀光剑影、明争密计，宫廷的政变、内闱的厮斗、市井的传奇、朝廷的发迹、边塞的掌故、西域的远行，都在这个世界中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击节称快。
那些穿插于这一系列故事中的场面则更令人惊心动魄、心折骨惊了。项羽长歌的悲壮潇洒、伯夷叔齐首阳山下临终作歌的激越悲切、飞将军李广自刎兴叹的无奈苍凉、汉高祖刘邦还沛作《大风歌》的落寞悲怆、刘邦面对太子已得商山四皓自己已无力更易继承人的境况与戚夫人作楚歌伴舞时的惆怅隐痛，都使这一部历史变得缠绵深沉充满情味，涌动着无限的感染力。
然而天才的司马迁纵横千里的笔触并未到此为止，他将目光投向更深邃更广远的天地之中了。正如他自己以《史记》向汉武帝这样一位政治史上的英雄发起挑战并在文化的层面上突出了“文化复仇”一样，在《史记》中，他记录和盛赞了一大批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他们立传，为他们高唱，俨然以他们为中国历史上隐形的君王或教主，从文化的角度与政治相抗衡，这就使《史记》具有一种深沉的厚重的质感，将历史推向了文化。
司马迁知道，社会不仅仅是天朝大国、帝王将相，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件，而贪官污吏、奸臣酷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在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那四方的少数民族，那异域的奇特情调，那远方的葡萄、苜蓿、天马，那市井的熙熙攘攘，那经济状况的起起伏伏，都是这个世界的有机成分。所以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又走向了社会，是全面的社会，骨子里的社会。
《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历史的叙述最艰难的是形式的选择，在《史记》之前，有人以年代编写历史，但易流于琐屑的记账簿子，有人以国别分述历史，但难以处理复杂的事件与关系，《史记》则以纪传体的形式，包括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构成的主体以及书8篇、表18篇形式的合理补充，纵横交错，经纬相缀，全面、详细、真实、形象地向我们讲述历史，此其一。
第二个原因在于《史记》之前的史书时间跨度多为断代，而《史记》则将笔触向上延伸到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时代，向下截流在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以3千年的大时间跨度向后人讲述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故称“通史”。
《史记》体例一出，后世官修史志都以此为准则，所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