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寅初 著
马寅初(1882~1982年),出生在中国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的家庭里,幼年随全家迁居绍兴附近的嵊县。1898年,马寅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后又到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1906年他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新人口论》是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分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
到21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
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
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
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
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
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
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
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
《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
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
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一定会马上想到马寅初的名字,这位我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论”而闻名于世,尤其当我们感受到人口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作如下感叹: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那该有多么好啊!
当我们从人口困惑中开始清醒的时候,才从历史的尘埃中捡起这本已是伤痕斑斑的《新人口论》,发现它闪耀着理性之光,以至于被认为是“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