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废帝被逐,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认为,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一员,段、张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也电请他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因此,他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任命胡汉民留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30多人,乘永丰舰离粤。抵香港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
孙中山行前决定于黄埔视察。当他莅临黄埔军校时,学校全体师生列队欢迎于校门外码头。军舰至时,军乐大作,蒋介石登舰恭迎。而后,于校内巡视一周,又参观了1、2期学生演习。看毕,一番称赞后谓蒋氏道:“余此次赴京,异常危险,能否归来,尚不一定。”言罢又叹道:“余年已59岁,虽死亦安心矣。”
蒋氏听罢,为之愕然,遂道:“先生何出此不祥之语?”
孙中山平静答道:“此为余盖所感而言也。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实行吾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稍停又道:“若2、3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又道:“此次北上,无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要黄埔同志负之。”
蒋氏听到孙中山又提到死,心中愈加不快。不想此次北行,“预感”竟成事实。
当天,蒋氏于校内设宴相送。宴会之后,已抵黄昏,孙中山遂登舰在俄国兵舰护卫下,离黄埔往香港。不想与蒋氏此次之别,竟为最后一面。
时随孙中山北上者有汪兆铭、陈友仁、韦玉、邵元冲、朱和中、黄昌毂、陈耀祖、张乃恭、喻毓西、赵超、邓彦华、马湘、黄惠龙、吴雅宽等。
17日晨,孙中山一行抵沪,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登上“春阳丸”,谒见孙中山。时中山面呈苍白,似很疲倦,然其听了马伯援的人远心近之语,表示甚喜。
到吴湘口欢迎的还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宋子文、蒋作宾及段祺瑞的代表光云锦、齐燮元的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此外于码头上欢迎尚有万余人。中山先生上岸时,叶楚伧率众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等口号。中山先生向众微笑,颔首示意。乘汽车至莫里哀路29号本宅内休息。
欢迎群众又拥至孙中山的寓所。时他已重病在身,不忍辜负群众、仍支持立于门外小凳上挥手答谢,过了若干分钟,才在警卫恳求下,向群众颔首并挥手告别,回客厅休息。英方的《字林西报》,美方的《大陆报》都发表文章对孙中山刁难指责,法租界巡捕亦对欢迎孙中山的队伍加以阻拦。孙中山对各帝国主义之行径,甚为愤慨。当即招待新闻界,发表声明,谓其此次北上是以诚意谋求和平统一。并发表书面谈话,道:
“余关于时局之意见及国民党政策,当由粤起程之际,已经发表,无庸再赘。《字西林报》社论主张拒绝余入上海租界,从外人而为此言,殊属不合。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分明是主人翁,彼等不过吾人之客也,余对之当采取坚决手段,现已有此觉悟,今也已达到彻底废除一切在华外国租界之时代,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一切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忍受外侨在中国领土内之跋扈矣。又外国报纸中有谓余在北方时局定安之前,暂在此观望形势,中止北上者,此言殊谬,盖时局不定,余北上始有意义。关于天津领袖会议之内容,余尚未接到段芝泉之报告,万事俟余抵津后再行协议。”
时上海不少人劝孙中山最好不要北上,谓北上凶险。孙中山道:“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切均和段、张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我是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为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的。”
遂不听众人相劝,而北上决心却愈坚。孙中山又与冯玉祥代表马伯援相谈,并向马讲了北上之决心。马当即电告于冯。
是日,孙中山要汪精卫、马超俊等先行北上。由于军事原因,津浦路已不能通行。而由上海抵天津的轮船,两星期内已无头等舱位。孙中山急欲赴津、京,遂决定由日本绕道赴京。21日晨6时45分,偕夫人和马湘、戴传贤等登上日邮船“上海丸”赴日——此为孙中山接受李烈钧建议,绕道日本,并了解日本对华态度。
船行太平洋间,孙中山肝病发作。
23日,船抵日本长崎。在这里,孙中山接见了日本记者。24日抵神户,前来欢迎者约4~5千人。孙中山在船上回答记者所提问题,他道:“我本是想由上海到天津,因为上海没有船位,就是再等半月,也没有船位,而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车也不通。所以只好绕道日本到北京,这是我来日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日本为旧游之地,熟朋友很多,我借这个机会,来看看旧朋友。我现在到了贵国,既蒙这么多国民的欢迎,又诚心来听我的讲话,我便借这个机会,把我的一片心事说出来,请诸君转达贵国全体国民,我们中国国民想同日本国民联成一气,用两国的国民的力量,共同维持东亚大局。”
日本各界人士和学生千余人,在神户大礼堂召开了欢迎中山先生大会。翌日,日本知名人士头山满、山田、萱野长知及中山先生的日本好友先后来见。孙中山与头山满进行了长谈,且与山田叙谈甚殷,特别对其子华生频加详问,并欲亲见其面。山田颇以为异,盖数十年来,孙中山语不及私,对山田家中之情形,从无如此详问。山田亦觉中山精神颇为倦怠,谈话稍久,辄以手杖之柄,揉摩胸腹之间,其痛似不可忍。山田为此颇觉不安。
11月30日,孙中山一行由神户启程,乘“北岭丸”赴天津,送行者达数千人。
“北岭丸”于海上航行3日3夜,抵大沽口。各界代表两万余人前往欢迎,万众欢呼,中山先生脱帽致礼,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熊斌及国民军代表百余人登轮迎接。孙中山偕夫人下船时,肝病发作,其以杖头抵压在腹部。下船后,先乘马车至日本租界秋山街张园行馆。
孙中山抵津后,即向欢迎各界发表了一书面谈话,谈话3点内容:第一点说明其途经日本时对日的忠告,劝日取消21条;二是宣布其北上目的,决不为权,完全为促进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举动,表示满意。因孙中山病体不支,其文由汪精卫代为宣读。
北方各报纸对于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然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1924年11月9日,冯玉祥在段祺瑞连电之下到津晤段。段对冯自然十分热情,并在距其宅不远处替冯安排了住房。段与冯晤面后,段云其收到孙中山“即日北上”的电报。继尔谓冯:“中山乃西南领袖,我等与雨亭偏北方,统一西南之事,应争取中山意见。”
时奉军已有两师人马到京驻扎,冯因奉系曾允诺不向关内进兵,因而对此大不以为然。11月11日,张作霖与卢永祥也联袂到津。段于当日宴请张、冯,陪客有五六十人。席前,赵玉珂去见冯,见冯正刮胡须,时军官多留八字胡,赵见冯剃须,遂奇怪问:“你怎么把胡子剃了?”
冯玉祥答:“胡子不能要,非去不可。”
原来张作霖乃土匪出身,东北人把土匪皆称为胡子。冯由此对张表示轻蔑和不满。然张作霖亦不把冯放在眼内。席间,段祺瑞致辞把张、冯嘉勉了一番。段话音未落,张便起身道:“军人保卫国家是份内的事,芝老夸讲,自觉惭愧。”接着,张话锋一转,声色俱厉道:“不过咱们收买的人,不能与起义之人相提并论。”言罢,席未终便借故而去。
时奉军亦在天津有两师人马,而冯仅带几个马弁。冯的处境甚是危险。张作霖离席而去,使冯顿感局促不安。饭后,段约冯同到蔡家花园会张作霖。见大门两边排列十数对兵丁,均怀抱大刀,刀长丈余,气氛森严。在段的竭力调停下,冯、张才坐下相谈。
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四方,在推倒曹、吴的目的上是相同的,但在推倒曹、吴后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如何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上,则各有各的打算,而且无法调和。张作霖与冯玉祥均想各霸一方,扩充地盘,并尽可能插手中央,控制中央,因此都需要拥戴一个头子入主中央,而当时有资格者,惟孙与段。因而是拥孙还是拥段即成为冯、张间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冯的想法是:既可拥段,亦可拥孙,最好是孙段联合,时冯因读过孙的三民主义,因而对孙很敬仰。冯在与段、张周旋中,不免势单,其深知孙与己思想吻合处很多,若能与孙互相呼应,互相支持,自然好处甚多。冯自与段、张会晤后,看出段、张完全无意于孙,而且奉军咄咄逼人,因此冯不敢说出自己拥孙的态度,且感到处境十分险恶,只好一改初衷,摆出一副唯唯诺诺,装聋作哑之态,免得吃眼前之亏。
张作霖在孙、段问题上,自然是铁心拥段,一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与奉系格格不入,二来对段甚为尊敬,缘为段氏乃北洋元老中之“虎”。时人谓北洋元老有一龙一虎一狗,龙乃王士珍,狗乃冯国璋,虎即段祺瑞。冯国璋已死,王士珍作了名流,所以段即成了北洋元老中最有希望的人,奉系军人对孙中山,谓其为“孙大炮”,云其只能吹牛不能成事,不能作为首领拥戴,但可作为远交的朋友。张虽铁心拥段,但也仅拥其个人而已,对皖系、张、段之间矛盾亦无法调和。段、孙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调和的。孙乃为革命领袖,革命旗帜鲜明,段乃北洋首脑,典型的封建军阀,孙、段之间,南辕北辙,不能相容。
除孙、段、冯、张四方矛盾重重之外,各帝国主义又插手其间。孙中山北上,立即引起各帝国主义的反对。时段祺瑞得到日方支持,暗里与张作霖取得一致,二人决心抵制孙中山,制止革命势力发展。
话转回头。张作霖在段欢迎张、冯宴席上借故而走,段从中调停,三方坐下会谈,张、段群起反对冯曾提出而段张亦同意的,在推倒曹、吴后由孙中山主政、段主军的主张,改推段入京组织临时政府,以段任临时执政,并威胁:冯如不同意,则鲁督郑士琦、晋督阎锡山皆可从津浦、京汉夹击冯的国民军。冯权衡利害得失,只得与张作霖、卢永祥等联名推段任临时执政。
11月22日下午2时40分,段祺瑞乘专车抵北京,黄郛摄政内阁全体及地方文武长官均莅车站欢迎。段乘车抵吉北胡同私宅。24日上午10时,段于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举行临时执政就职典礼。同日,段执政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鉴于以往“府院之争”迭起,段乃将总理、总统二者合一,使临时执政兼有二者权力。25日,段执政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等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部长。梁鸿志为执政府秘书长,沈瑞麟担任外交总长。一时间,安福系分子都连番入京,段自然将这些人起用,终于组成了一个以安福系分子为核心,包括部分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之人物的政府。
段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时,于《就职宣言》中公开宣称,“外崇国信”,即承认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各帝国列强对此大为欣慰。11月28日,在日本公使芳泽廉吉斡旋下,各国公使分班向段执政表示祝贺,并对临时政府表示了非正式承认。
表面看来段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其身边仅一些官僚政客。其一举一动都要看奉系和国民军行事,用张作霖的话说,段执政是“北京烤鸭”,两面受到烟熏火烤。
冯玉祥见时局演变至此,自己若继续依附下去,要为强盗马贼当伙计。一盘算,决计激流勇退,躲开乌烟瘴气的政局,主意打定,便拜访了张作霖,回说自己身体不好,要上山休养。张作霖一听,立时跳起,道,“你可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冯决心已下,便于段就职次日,提出辞职,通电全国。而后避入京西天台山中。
早在1923年冬,汪精卫、廖仲恺、许祟智曾到上海卡德路邓汉祥家商讨推翻直系后政局的设想。时邓汉祥在段祺瑞身边担任与各方面联络工作。汪等与邓讲,打倒曹、吴后,北京局面当由孙中山与段祺瑞主持,由孙任大总统,段任国务总理,邓表示同意,答应将此意见转达与皖系。很快,邓汉祥将国民党意见转达给卢永祥,卢乃皖系中实力人物,遂密电于张作霖,张回电,坚决主张拥段拒孙。卢自此心中有数。但其没对汪精卫等实言相告,只说国民党意见皖系同意,但要与奉系相商。为此,汪精卫等出关面会张作霖父子。当汪精卫向张家父子提到孙、段主政时,张家父子闪烁其辞,云:只要打倒曹、吴,一切好说。汪精卫又抵天津见段祺瑞,段亦表示一切好说,待曹、吴打倒,必请孙北上主政。这样,汪精卫转了个大圈儿,也没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1924年夏,孙中山派伍朝枢再次赴奉,张作霖父子仍虚与应付。所以,孙中山对曹、吴推倒后北京势态的急剧变化发展,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
孙中山于赴天津途中已了解到段执政的所作所为,对此甚为恼怒。当段派来迎的代表许世英和叶恭绰向他报告段政府的“尊重条约,外崇国信”的政策时,孙中山极为愤慨,谓许、叶道:“我在外面废不平等条约,你们怕外国人,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如此又何必来欢迎我?!”
一番话说得许、叶二人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孙中山抵津时张作霖尚在天津,孙中山决意访张,命汪精卫给张写一信约定时间。很快,时间即约定。李烈钧谓孙中山道:“昔刘邦会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相随,得以平安,总理今晤张雨亭,亦当带得力人相随为宜。”
孙中山点首称是,遂决定派汪精卫、孙科、邵元冲、李烈钧相随。
孙中山一行抵蔡家花园,但见大门两旁分站十数对彪形大汉,均怀抱鬼头刀,怒目横眉,满脸杀气,大门外戒备森严。张作霖没亲自出迎,而派张学良迎于门外,将孙一行让至客厅。许久,张作霖才至客厅,毫不谦让地坐在上座,显示出唯我独尊、盛气凌人之慨。中山见了,甚为不满,一时间,宾主之间,默无一言,陷入僵局,气氛很是紧张。许久,还是中山开言,道:“我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感动,今日特来申谢。”稍停又道:“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推翻曹、吴统治,实为可喜可贺。”
张作霖不屑一顾道:“自家人打败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更谈不上可喜可贺。”言罢,其眉宇间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一时间双方默然无语。时李烈钧看到随中山同来之人均很窘,遂站起来朗朗说道:“事情虽这样讲,但要是不把吴、曹这种人铲除,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无从谈起。也是无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
张闻李之言,脸上才微微显出笑容。时孙中山又徐徐道:“协和之言极是,溯自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唯雨亭一人而已。”
孙中山言罢,满座欢笑,僵局始破。张作霖举起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此为张送客之意,遂起身与张握手告别。
孙中山回抵行馆后,汪精卫以手加额道:“险哉呀!险哉!”
李烈钧闻言顺口讥笑道:“像你此胆量,何以能刺摄政王,无怪乎大事不成。”
汪摇头不语。仍以手帕擦额之汗。
时天津民众对孙中山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致函中山,以示对其爱戴之情。
孙中山为答谢天津民众,特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
国民军将领、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致电孙中山,称:
“时向革新,望公如岁。祈津莅止,薄海腾欢。奠定邦基,伫望元老。都门咫尺,何日降临?鹄候电知,俾便警跸。”
孙中山接鹿电后,随即又派于右任赴京面商。时中山病体自觉不支,特请德国医生诊治,一连8~9天没有功效,只得在津住了20多天。其间,段祺瑞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表明段执政决心不与孙合作。如此孙北上落空,而病体又一天天严重。李烈钧等认为孙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而北京各方又期盼孙中山入京。他只得抱病偕夫人入京。时为1924年12月31日。行前,他发表了《入京宣言》。再次声明自己入京“乃为救国”。时随他赴京的有汪精卫及参军喻毓西、赵超、邓彦华,副官黄惠龙、马湘、吴雅宽,秘书朱和中、陈友仁、黄昌谷、邵元冲,书记官张乃泰等。
前门东车站前,黑压压地站满了欢迎孙中山的民众。人人手执小旗一面,在寒风中等待。横幅大标语上写着:“欢迎中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鹿钟麟见欢迎人多庞杂,怕中山先生发生意外,当即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想请他在那里下车进城,当孙中山专列在永定门车站停下时,鹿钟麟急步登上孙中山乘坐的车厢,当他见到孙中山时,不觉一惊,只见孙中山正躺在卧辅上,随从人员站在他周围。孙中山面色苍白,神情憔悴,一副病容。孙中山见到鹿钟麟,吃力地坐起,与鹿握手。当鹿说明原因请孙中山在永定门下车时,孙中山道:“这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民众和学生一片真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下车,即使民众学生们挤了我也不要紧的。”
火车在前门站停下。因昨夜一场大雪,天地皆白,天气寒冷而清澈。当孙中山下车后,黑压压的人群顿时秩序井然,只有人们挥动的红绿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孙中山在随行的扶持下下了火车,见民众如此热烈,精神为之一爽。而后徐步走过欢迎行列,含笑着答礼。出站后,即分乘汽车,径抵北京饭店,在145号房间下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亦为孙中山派了三名俄籍警卫,一名柏瑞楼司该,一名罗办,一名尔瓦楼该司。随员均住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宅,此宅系明朝吴三桂住所。
时各报记者云集北京饭店,由汪精卫代表孙中山与各记者见面,分别发了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路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925年元旦,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与孙中山贺年——段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之下,不得不做个样子,招待孙中山。然孙中山知其非诚意,一切招待,不过出于敷衍。孙中山谓梁等二人,云其个人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看情况要十数天后方可与段晤面,解决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