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必然要波及到邻近的闽西苏区。

就在富田事变后不久，闽西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1930年1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肃反委员会，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兼任主席，各县亦相应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开展内部肃反。

当时，闽西根据地出现的一些情况，为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发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提供了“根据”。

自年底以来，闽西苏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敌军阀张贞部的疯狂围剿和反动民团的血腥进攻，内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颠覆。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挫伤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在“猛烈扩大红军”的号召下各县采取命令主义、指派、抽签或抓阄等手段强迫工农当红军，引起群众的反感和不满。一时之间，红军队伍和地方上怪话连篇、牢骚满腹、悲观消极甚至反水、脱逃。

按照“左”倾路线的标准，这些现象说明根据地内部的反动势力已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闽西的负责人仓惶失措地写道：

在国民党、团匪加紧进攻中，闽西的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别也一样活动。

苏维埃政权确实象共产国际给中央信中所说的一样，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领导苏维埃的工作。

最后，闽西的负责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闽西还没有创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对之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造，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

错误的分析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于是，一场悲剧性的肃反运动就不可避免了。

这年初，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地方和军队开展纪念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活动。

不久，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大会。会上，当会议主持者向听众介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领导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时，吴拙哉等几名战士纯粹出于热情，在会场上高呼“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与。其实，他们根本不知社会民主党为何物。

会场上某些政治触觉极其敏感的人听到这些口号，感到非同小可，遂立刻报告了一00团政委林梅汀。

林梅汀反应极为冷静。他了解自己的战士，决不会是什么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只不过因为无知罢了，根本用不着以反革命罪来论取。

见林政委不予理睬，报告者马上又奔向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

正苦于肃反毫无进展的林一株大喜，立即派人逮捕了公开高呼“反革命口号”的反革命分子吴拙哉等人。

自然，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林梅汀亦难逃厄运。

闽西苏区的第一批十几名社会民主党分子就这样被捉拿归案。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逐步升级的肃“社民党”运动。

1931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裁判部接连发出第十九、二十号《通告》，指出：

各级裁肃委员会，立即召集各区乡裁肃委员联席会议，检查过去的工作，加紧健全肃反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

《通告》强调：

最近本政府和各地捕获大批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

于是，肃清社会民主党便成为闽西苏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2月27日，《中共闽粤赣边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进一步指出：

反对反动政治派别（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国际社会党、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主要是要提出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揭露他们一切改良欺骗，暴露他们一切反革命的罪恶。要运用群众的力量，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宣传，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

林梅汀等人被捕后，肃反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刑审。

因为林梅汀平日与傅柏翠等联系较多，便认定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极有可能还是闽西社民党首领。

傅柏翠，1896年生于福建省上杭。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曾留学日本东京政治大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闽西的革命暴动，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12月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因意见分歧受到批评，便借故长期回家，后被开除出党。不久，傅率领一部分革命武装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割据自守，成为轰动一时的“傅柏翠事件”。

在肃反委员的严刑拷打之下，林梅汀等人只好胡编了一份闽西社民党特委的“组织情况”；

特委书记：傅柏翠

宣传部长：林梅汀

组织部长：黄　洪

特委委员：江桂华、张德宗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

此外，林梅汀还供出了一大批与他们有关系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致使案情复杂起来。

肃反委员会立刻根据这些口供，拘捕社会民主党分子。

3月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县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大会设立了以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为首的“革命法庭”，公开审判林梅汀等人。据当事人回忆，被审判的人，大部分伤痕累累，显然是被捕后受尽了拷打。

第二天下午，林梅汀等17名社会民主党“主犯”被判处死刑，押至会场左侧的草坪，当场砍死。

就这样，因一句错误的口号而被捕的十几名红军战士呼喊着“打倒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了绿草如茵的土地上。

在公审会的最后，林一株讲话，号召各地代表回去后要继续努力去破获未被发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组织。同时，他还宣布了对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三条惩办原则：

凡出身不好者，杀无赦；

在社民党内担任要职者，杀无赦；

潜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者，杀无赦！

关于这一时期的肃社党运动，当时的亲历者、上杭县妇女主任李坚贞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作了回顾：

1931年初，闽西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还专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肃反的事全由肃反委员会的人掌握，搞得很神秘。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运动，我不大清楚，但我负责妇女工作，常在下面跑，曾亲眼看到抓人。当我在上杭一带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时，上杭的县委书记刘瑞生，前一天还召集开会作报告，第二天就被抓起来了，说他是社会民主党，以后被杀害了。有些十五六岁的小孩也被抓起来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并对他们施以酷刑，逼他们交待。小孩受不住刑，就把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讲出来。这些人就又被抓起来。此外，凡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多数被抓起来了，女同志也被抓了不少。还有一天特委通知我回虎岗开会，我和一个叫王勇的同志一起从上杭回虎岗。当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王勇来敲我的门，他说组织上要他马上出发，可能要上前线打仗，要我告诉肖月华一声（肖是王的妻子）。过了几天，在虎岗召开审判大会，要大家都去参加，我们都去了。大会一开始，就有几十个人被五花大绑拉了进来。我一看大吃一惊，王勇也在被绑着的人当中，而我还以为他上前线了。大会宣判当场处死17个人，王勇也被处死。我真弄不清楚，好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要处死他。执刑时还不用枪毙，为的是节省子弹。实在是目不忍睹，我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敢乱问。就这样，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毫无根据的乱怀疑，再加上严刑逼供和轻信口供。结果，乱抓乱杀了许多革命同志，造成根据地内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自己遭殃。

1931年3月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二号通告，号召继续深入开展肃社党运动。《通告》指出：

闽西社会民主党问题与赣西南AB团同样严重。但各级政府对于这一工作还有取怀疑态度，而不能坚决积极地执行领导群众一致肃反。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因此，各级苏维埃政府不要留感情的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查缉一切反动分子。

于是乎，闽西肃反从军队蔓延到地方，形势日趋严重，在闽西根据地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1931年3月，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将闽西肃反推向了高潮。

3月15日，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到达闽粤赣边特委所在地虎岗。

20日，代表团主持召开特委常委、共青团、政府、工会党团会议，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确定闽西党组织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肃清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苏维埃。

4月4日，王明掌权的“左”倾中央，根据闽西肃反工作的情况，向中央闽粤赣边区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联系，必须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来信还指出：“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这就无限制地扩大了肃反的范围。

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中共闽粤赣特委于5月14日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

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干脆下放了对社民党分子的处决权，允许各级肃反机关，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上报。

此门一开，各地滥捕乱杀之风愈演愈烈，许多无辜者鲜血四溅，命赴黄泉。

对此，作为亲历者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肖劲光，有十分深刻的体会：

对一这种肃反，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反革命当然应当肃清。所以，肃反委员拿来名单，从军队中捉人，让军队去捉人，我也执行了。后来，随着肃反的面越来越大，打击、杀害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之间也不团结，互相猜疑，自己便逐渐产生了疑问。哪有这么多的社会民主党啊？对林一株搞的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很看不惯，便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一次，肖劲光看到一个彭杨学校的学员在领导面前哭辩。一问，才知道他不慎把套筒枪搞坏了，领导硬说他故意破坏武器，是“社会民主党分子”，要处分他。

肖劲光觉得太荒唐了，一点小错就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的大帽子，简直是乱弹琴，遂狠狠地批评了那个领导，为小战士开脱了罪责。

没想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引起了肃反委员会对肖劲光的怀疑。不久，林一株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派了一名大肚子女人到肖劲光的办公室守电话，监视他的一言一行。

肖劲光以为肃委派这个女人来是省委同意的，也就没在意。但事实正好相反，省委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肖劲光感慨不已，说：“可见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之大，而且对什么人也不相信了。党内生活已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

在5、6、7月的“肃社党”高潮中，一些品质恶劣的人乘机混入肃反领导机关，更助长了肃反中冤案的剧增。如堂堂的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是一个地主出身、道德败坏的投机分子；上杭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杨全康是一个流氓出身的分子。这不能不算是肃反的一种讽刺。

当时，闽西肃反委员会成了凌驾于闽西苏区党、政、军组织之上的独裁机关，集捕人、检查、审判、处决权于一身，独断专行，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送进了地狱。

后来，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各团体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凡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的；或因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消极态度的；或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均属被肃之列。甚至有被诬参加了什么“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等社会民主党的“外围组织”而被捕的。

错误的肃反政策一旦和宗派主义、党内分歧、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必然造就一股谬误的漩涡。

“肃反中心论”的结果，使得人人自危。有当事人回忆说：

……空气愈显紧张，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敢谈笑了。大家都十分忧郁，人人自危。特别是从外省。外县初到这里的农民，更加恐惧。随后，又听到人们传说：永定县南门坝，一天内竟凌死二三百人。……那时，整个闽西各县、区、乡党政干部，确实谈虎色变，惶惶不可终日。一批批被林一株、郑醒亚等诬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人，就被扣押起来，在晚上或白天押出去杀害，而且株连极广。只要是有人被诬为社党分子后，立刻抓了起来拷打迫供或诱供，要他说出近来与哪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便立刻逮捕和他见过面的那些人。同样又用重刑迫供或诱供办法，连续如此扩大株连下去。

在乱抓乱杀的气氛下，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恐慌情绪不断积聚。一些共产党员不愿枉死，认为“与其生而待毙，不如临死一拼”。因而，出现了著名的“坑口暴动”。

1931年5月27日晚，驻扎在坑口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直属队第三大队党代表何登南、大队长李真等因反对抓“社会民主党”，扣留了前来检查“肃社党”工作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巡视员罗寿春，释放了在押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七八十人，并强迫罗寿春写信给杭武县苏维埃政府，将坑口的“社党分子”押回公审。

杭武县苏维埃政府接信后把人押回坑口，知第三大队要释放这批人，不肯交释，结果发生枪战。

何登南、李真没法，只好率领队伍上山驻扎，脱离党的领导。

不久，新红十二军自永宁虎岗开来围剿，几经激战，何登南、李真及第三天队的大部分战士当场被杀，余者被捕后处决，无一幸免。

“坑口暴动”纯粹是闽西肃反乱抓乱杀给逼出来的。然而，闽西苏维埃政府却认为，坑口暴动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强调“肃反要迅速坚决，要捉的快捉，要杀的快杀。”

“快捉快杀”政策使闽西苏区隐入了红色政权制造的红色恐怖中。

自然，参加“坑口暴动”的何登南等人的灵魂只得长期被钉在中国现代革命的耻辱柱上。直到1984年8月，福建省委作出为坑口事件平反的决定之后才得以昭雪。

但这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给闽西苏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大批优秀的干部战士蒙冤受屈，根据地和红军元气大伤。

据不完全统计，闽西苏维埃政府有35名执行被杀，新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以上被肃。当时闽西被错杀的达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闽西各县党组织最早的负责人和军事领导人：长汀的王仰颜，永定的卢肇西、陈正，龙岩的陈锦辉、邓潮海、张双铭、张涌滨，上杭的邱伯琴、蓝鸿翔，武平的陈宝桢等。

“肃反”造成党团组织和政权机构涣散，干部缺乏，红军士气低落。同时，降低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仇视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

而“肃反”出现的最直接恶果是根据地的急剧缩小。到1931年7月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虎岗沦入敌手，苏维埃区域由48个区减少到22个区。闽西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闽西肃反不得不放慢步伐。7月份，中共闽粤赣国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到上杭白砂，进行了改组。原特委书记邓发调中央局，闽西肃反委员会被撤销，以闽西政治保卫处取代，处长郭滴人。

就在此期间，出现了极具讽刺性的一幕：

原来，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等人对闽西苏区的领袖张鼎丞、李明光、罗明的怀疑及审查，引起了闽粤赣边临时省委的警觉。

张鼎丞，1898年生于福建永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建立中共组织，组织青年武装铁血团。1928年6月领导永定农民暴动，创建红色武装。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红军和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明光，广东大埔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领导大埔高陂农民暴动和百侯农民暴动，参加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5月成立东江红十一军。不久率部到闽西苏区，任中人闽西特委宣传部长。

罗明，广东大埔人，1925年入党，曾领导过闽西地区的建党工作。自1927年12月起，先后担任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书记，领导部署了闽西农民暴动。1931年4月调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组织部长。

他们三人都是闽西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深孚众望。林一株等人怀疑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其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

于是，经临时省委密议，由郭滴人负责，突击检查整个肃反工作。

查阅有关档案，调查在押人员，访问群众。一系列材料有力地表明：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之机，独断专横，为非作歹，罪恶累累。

保卫处长立刻传讯林一株、郑醒亚等人。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林一株被迫承认了几个月来诬隐、逮捕、杀害大批无辜党员群众的罪行。

1931年9月，林一株、郑醒亚等人被处以极刑。罪名：社会民主党首领。

1931年11月7日，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张鼎丞、郭滴人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肃反中的错误作法。

当听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的地方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社民党”的罪名被杀时，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严肃地指出：“乱弹琴！小小一个闽西，哪里找出这么多反革命！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肃社党运动，必须立即停止。已经抓错杀错的，要马上平反！”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上海同样焦虑地注视着这个问题。1931年3月，他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富田事变问题时指出：“现在苏区内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苏区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份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听取从中央苏区前来的欧阳钦的汇报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又鲜明地提出：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汕头进入闽西苏区，沿途所经之处，他亲眼目睹了“肃社党”的严重后果，遂一面向中央如实汇报，一面与郭滴人、张鼎丞等人一道，着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一天，周恩来坐在汀州省委所在的一座旧房子里办公，审阅有关肃反的材料。

突然，门开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挟着冷风走了进来。红扑扑的脸上布满了兴冲冲的神情。

周恩来瘦削的脸上露出丝丝笑容，问道：“哟，这位女同志干什么来着，这么高兴？”

原来，这位女同志是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刚奉省委之命到古城抓了一批“反革命”回来，正要找省委书记罗明汇报情况。

李见问话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身着老百姓的服装，中等身材，以前没见过。心里也没在意，遂答道：“抓反革命回来了。”

周恩来又笑了，说：“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看，是怎么抓的？”

“就这么抓呗！”

“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有什么根据？”

李坚贞一时回答不上来，心里很纳闷：“他是什么人？怎么刨根问底的？”根据领导上给的名单不就是根据吗？于是，便脱口而出：“就根据领导上给的名单抓的。”口气已有点不耐烦了。

这时，省委的李明光走了进来，见此情景，急忙向李坚贞介绍说：“这位是中央局的周恩来同志，是刚从上海来，到瑞金去的。”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同志，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李坚贞不由得为刚才的冒失窘得满脸通红，周身不自在。

周恩来见了，微微一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旁边的李明光介绍说：“她叫李坚贞，是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

周恩来十分高兴：“好哇！我第一次进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一位县委妇女部长，运气真是不错。”

接下来，他便耐心地给李坚贞解释党的肃反政策：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肃反是必要的。但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这个人有没有反革命罪行，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敌人就不能放过，但不要随便抓人，切记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如果我们把好人当坏人抓了，群众就会害怕我们，就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孤立和打击敌人，反而使我们自己孤立起来。

周恩来的教诲使李坚贞受益非浅。几十年后，她深情地回忆说：

周恩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打开了我的心窍，使我懂得了干革命光凭一股热情和蛮劲不够，还必须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才能带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才能不伤害自己的同志。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到瑞金后不久，立即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并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已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到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已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地，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从而强调：“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

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及时制止后，闽西肃反趋于停顿，各级政府重新审查了一年来的案件。

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致信闽粤赣边临时省委，严厉批评了临时省委在肃反中的错误。

不久，苏区中央局亦指示，要求积极采取切实措施，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2年3月，闽粤赣边临时省委在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肃社党的错误作了认真地检讨。接着，福建省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再次总结了肃反中的惨痛教训，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建立了司法制度，稳定了苏区的革命秩序。

至此，历时一年之久、暴风骤雨般的闽西肃反运动暂告一段落。

当然，这并不代表结束。 GboXxQZryLtIFDhiLjBddgv1HGgX4QBFJFgl6I9C/P0xKhMSSb99aPat6ss+QO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