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贵神速草台岗

第二仗是草台岗战斗。

黄陂战斗结束后，朱德和周恩来迅速率领红军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庆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朱德和周恩来将计就计，调动一部分红军向广昌方向前进。

陈诚在黄陂吃亏后并不甘心，急于向红军反扑。当他得知红军向广昌前进时，迫切的求战心理又使他误以为红军主力开始向广昌转移，就于3月中旬改变部署，把原定左中右三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把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从宜黄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歼红军主力。

朱德总司令判明敌人的企图以后，一面命令周建屏指挥的第十一军在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人加速南进，以便拉大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一面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从侧后“吃”掉一股敌人。

陈诚果然上当，坚信不疑地把第十一军当成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陈诚还特意把后纵队的第五师配属给前纵队指挥，因为该师离前纵队较近。3月20日，敌前后两个纵队之间已经要距百余里。后纵队又在山路上拉得很长，前面萧乾师长指挥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岗、徐庄时，后面李延年的第九师还在东陂。

朱德看到这是打敌第十一师的好机会。以萧乾任师长的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虽强，但这时正好孤单单地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兵器难以展开，前后之敌无法呼应。为此，总司令果断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第一军团为左翼队，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的第三、五军团为右翼队，“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拂晓，红军从左右两翼向草台岗、黄柏山、徐庄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战至午后，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草台冈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我们缴获很多。”

陈诚指挥部队向中央苏区“进剿”时，蒋介石多次要求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和右路军余汉谋积极策应陈诚任战，但是，蔡廷锴、余汉谋同陈诚之间矛盾很深，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不肯积极支援。

东陂、草台岗两仗，一共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陈诚无可奈何，只能改取守势，指挥“进剿”军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又被打破了。

这次反“围剿”，朱德和周恩来一直在前线指挥，他们以高度的智慧，全局运筹，指挥若定，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战例。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朱德用佯动和巧妙的伪装来迷惑和调动敌人，灵活运用兵力，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之一部，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这种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朱德总司令称这两次战役是“伟大胜利”。

战后，朱德专门撰写文章总结这两次战役。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他还特别提到，南丰撤围以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的目的按期达到。红军主力先南进后来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朱德还看到，在这两次战役中，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独五师、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朱德明确指出：“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这种作战形式为我军以后进行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奠定了基础。

朱德也明确指出了这两次战役中存在的某些教训。他认为，“通信联络不确实”，“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另一个问题是“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朱德严肃指出：“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他还举例说，东陂战役的第二天，各部队已报告打扫战场完毕，但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机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当时对俘虏的处置也有“游击习气。捉到一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朱德颇为沉重地说：“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在以后的战斗中，红军及时纠正了朱德提到的“教训”。草台冈战斗结束后，红军没有放出一个俘虏官兵。这样，敌人就不能很快地恢复原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