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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万里长征
编著:潘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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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季节,山峦、田野和村庄都沉浸在一片恬静的严寒之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大地像冻死了一样,连空气都冰透了。就在1932年的隆冬季节,蒋介石下令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和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贺国光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把“围剿”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另设总预备队。
中路军又称为“进剿”军,由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所属是清一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共有3个纵队12个师。第一纵队由罗卓英任纵队长,指挥萧乾的第十一师、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第二纵队由吴奇伟任纵队长,指挥李默庵的第十师,霍揆彰的第十四师,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九十师。第三纵队由赵观涛任纵队长,指挥周浑元的第五师,李延年的第九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中路军预备队为刘绍先指挥的第四十三师。
左、右两路军也称为“清剿”军,主要任务是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但兵力也不弱。左路军由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队共6个师和新编第四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部队是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沈光汉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卢兴邦的新编第二师。
右路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和独立第二旅组成,总指挥是广东军阀余汉谋,所属6个师是李振球的第一师,叶肇的第二师,张瑞贵的第三师,张枚新的第四师,王赞斌的第四十四师,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
总预备队名义上只有李云杰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但第八、二十四、二十八、五十三师和两个独立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行守备,何应钦随时可以把这些部队调来参加“围剿”。
在红军没有组建空军的情况下,蒋介石总是把航空队作为“杀手锏”调到“围剿”前线,这一次蒋介石又把第三、第四航空队调到南昌,归何应钦指挥。
前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蒋介石几乎调动了闽、赣、粤三省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做梦都想把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剿灭。1933年1月底,蒋介石冒着严寒,野心勃勃地亲自到南昌组织“围剿”。
蒋介石把何应钦叫到跟前,神秘地说:“剿灭红军的作战方针是‘分进合击。’”
何应钦心领神会。第三次“围剿”的“长驱直入”战略失败得太惨了。
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围剿”梦能成功吗?
宁都会议以后,朱德和周恩来决定乘国民党军队新的围攻部署没有完成时,出敌不意地打一个胜仗。10月16日,朱德和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地区出发东进,在一周之内连续攻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歼敌一个团。11月间,朱德和周恩来又指挥红军攻克了黎川、光泽、资溪和金溪,使苏区地域扩大了数百里,把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但是,这年发动的6次进攻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无论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紧张、频繁的战斗中,朱德总司令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敏锐地看到,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朱德等人还尖锐地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12月下旬进行战前的整顿改编和军事训练。
大战的序幕就要揭开了。总司令在思考,能参加反“围剿”的红军总兵力不到7万人,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周围聚集了50万军队,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怎么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呢?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计划?还是就地组织防御?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坐下来,一谈,就是整整一夜。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在闽赣边界的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准备主动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总政委随军出发,踏上了反“围剿”的征途。
1月5、6日,红军在黄狮渡与敌遭遇,首战告捷。
1月8、9日,红军又在浒湾同孙连仲、吴奇伟的一支部队打了一仗。两次战斗,红军俘敌4000人,缴枪4000支,令人振奋。
然而,月底的战斗却打得不顺心。
在金溪以南地区,朱德和周恩来两次调动部队,准备在运动中寻歼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所属霍揆彰的第十四师和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但这两路敌人的行动都很谨慎,红军没有达到预定目的。
1月24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负责人收到中央局的电报,要求红军以所有主力“先取得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中央局的电报还以警告的口吻说:“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
总司令思考良久,认为南丰不能打。
周恩来仔细阅读了中央局的电报,认为强攻南丰是不利的。
敌情越来越严重了。1月29日,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抵达南昌,并于第二天发表演说,声称“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31日,蒋介石还急匆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红军的“围剿”。2月初,蒋介石又决定自己兼任“剿匪”总司令,把行营设在南昌。他对何应钦不放心,决定亲自指挥这次大规模的“围剿”。
那几天,朱德脑海里总是在回想中央局的电报,他似乎觉得宁都会议上的那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局打电报,认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原则上和方针上的指示”。
但是,中央局听不进朱德等人的意见,在回电中明确指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中央局唯恐朱德等人不迅速执行这一指示,又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布署”。
看到这份电报,朱德意识到强攻南丰已经是一项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朱德和周恩来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离开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域,向南丰开进。
南丰位于广昌北面南北狭长的平原中。南丰城东临抚河,是抚河战线的敌人向苏区进攻的一个重要据点。部署在南丰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是敌总预备队陶峙岳指挥的第八师主力约5个团。
2月12日晚,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部队向南丰城西北之敌的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夜,红军也没有突破敌人的主阵地。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得知红军主力向南丰进攻时,心中暗自高兴。他一面命令部署在南城的第二十四师立即增援南丰,千方百计把红军抑留在南丰城下;一面命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同红军主力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已难以打下南丰。朱德和周恩来毅然决定主动退却,撤离南丰,避开敌人兵力密集地区。这次撤退不是盲目的,而是从反“围剿”全局考虑的。朱德要周建屏军长指挥的第十一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前进,迷惑敌人。红军则分批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
这以前的几次战斗,朱德都不满意。朱德认为,红军“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是“很多都是空打的”。南丰撤围时,朱德和周恩来“隐真示假”的战略性考虑,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反“围剿”这盘棋子一下子活起来了。红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的指挥下,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
第一仗是黄陂战斗。这是一次闻名中外的大兵团伏击战。
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南丰以后,陈诚情况不明,果然把向黎川方向前进的第十一军当作红军主力,急忙命令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在宜黄以南地区集中,向广昌、宁都方向前进,堵截红军的归路。命令吴奇伟的第二纵队从南城、南丰出发,侧击建宁、黎川。命令赵观涛的第三纵队从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根据这个部署,李明指挥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指挥的第五十九师要从乐安出发,向黄陂前进,同从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合。
朱德注意到,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同第二、第三纵队相距甚远,态势孤立。这两个师要经过登仙桥以东山高林密的摩罗嶂大山,这一地区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是集中兵力歼敌的极好机会。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仔细研究以后,决心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在敌前进道路上设伏,首先歼灭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
2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给进攻苏区之敌迎头痛击,用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号召各部队在战前做好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提高士气。朱德还特别强调,要严密封锁消息,详细侦察敌情。
26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在师长李明和陈时骥的率领下,从乐安出发,到黎川去寻歼“主力红军”。这几天天不作美,雨缓慢而顽固地下着,一刻也不定。李明和陈时骥都认为红军主力在黎川,放心大胆地缓缓东进。也是在这一天,朱德和周恩来同红军主力一起,冒着绵绵阴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域连夜秘密北上,隐蔽在宜黄南郊的黄陂一线山区。由于高山雨雾掩护和群众封锁消息,李明和陈时骥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
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头行进,两个师之间被摩罗嶂大山所隔,联络和协同都有困难。摩罗嶂大山内整日细雨浓雾,10米之外的人就难以看清。27日下午一时,当李明师长率领第五十二师前进到桥头附近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第七师立即将敌人的行军纵队拦腰切断,第九、第十、第十一师等部队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激战3小时,将敌第五十二师师部和第三0九团等部队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被俘。敌第五十二师的其余部队在28日上午被袁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也在摩罗嶂大山的另一面突然向敌第五十九师发起攻击。敌师长陈时骥一看进了红军的伏击圈,起初还命令两个团就地转入防御,期望得到陈诚的支援,可是陈诚根本不知道摩罗嶂大山两侧有红军主力设伏。在红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陈时骥见败局已定,不得不率领残部利用夜幕的掩护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同李明指挥的第五十二师会合。逃到蛟湖附近时,才知道第五十二师已经被红军歼灭,又仓皇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该敌逃到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部队歼灭。师长陈时骥的命运同李明一样,也当了红军的俘虏。
仅仅打了一仗,敌人的两个师都被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长都被俘虏了。黄陂伏击战,打得多么漂亮。
第二仗是草台岗战斗。
黄陂战斗结束后,朱德和周恩来迅速率领红军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庆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朱德和周恩来将计就计,调动一部分红军向广昌方向前进。
陈诚在黄陂吃亏后并不甘心,急于向红军反扑。当他得知红军向广昌前进时,迫切的求战心理又使他误以为红军主力开始向广昌转移,就于3月中旬改变部署,把原定左中右三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把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从宜黄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歼红军主力。
朱德总司令判明敌人的企图以后,一面命令周建屏指挥的第十一军在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人加速南进,以便拉大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一面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从侧后“吃”掉一股敌人。
陈诚果然上当,坚信不疑地把第十一军当成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陈诚还特意把后纵队的第五师配属给前纵队指挥,因为该师离前纵队较近。3月20日,敌前后两个纵队之间已经要距百余里。后纵队又在山路上拉得很长,前面萧乾师长指挥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岗、徐庄时,后面李延年的第九师还在东陂。
朱德看到这是打敌第十一师的好机会。以萧乾任师长的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虽强,但这时正好孤单单地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兵器难以展开,前后之敌无法呼应。为此,总司令果断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第一军团为左翼队,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的第三、五军团为右翼队,“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拂晓,红军从左右两翼向草台岗、黄柏山、徐庄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战至午后,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草台冈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我们缴获很多。”
陈诚指挥部队向中央苏区“进剿”时,蒋介石多次要求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和右路军余汉谋积极策应陈诚任战,但是,蔡廷锴、余汉谋同陈诚之间矛盾很深,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不肯积极支援。
东陂、草台岗两仗,一共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陈诚无可奈何,只能改取守势,指挥“进剿”军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又被打破了。
这次反“围剿”,朱德和周恩来一直在前线指挥,他们以高度的智慧,全局运筹,指挥若定,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战例。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朱德用佯动和巧妙的伪装来迷惑和调动敌人,灵活运用兵力,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之一部,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这种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朱德总司令称这两次战役是“伟大胜利”。
战后,朱德专门撰写文章总结这两次战役。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他还特别提到,南丰撤围以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的目的按期达到。红军主力先南进后来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朱德还看到,在这两次战役中,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独五师、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朱德明确指出:“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这种作战形式为我军以后进行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奠定了基础。
朱德也明确指出了这两次战役中存在的某些教训。他认为,“通信联络不确实”,“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另一个问题是“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朱德严肃指出:“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他还举例说,东陂战役的第二天,各部队已报告打扫战场完毕,但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机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当时对俘虏的处置也有“游击习气。捉到一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朱德颇为沉重地说:“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在以后的战斗中,红军及时纠正了朱德提到的“教训”。草台冈战斗结束后,红军没有放出一个俘虏官兵。这样,敌人就不能很快地恢复原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