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欲擒故纵

一批批杀手正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内。

陈恭澍，黄埔五期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此人一流身手，心思缜密，胆大手狠。抗战前华北发生的几件大案，都是由他一手主持，枪杀张继尧，绑架吉鸿昌，制裁石友三，捉拿殷汝耕，惩罚王克敏，虽有成有败，毕竟是见过阵仗的人，是军统中此道高手。

戴笠原本对他十分欣赏，屡屡予以重任，陈恭澍春风得意之际，却忘乎所以，犯了家法，违背了军统的所谓“纪律”。

按军统的规矩，组织里的人是私自不能结婚的，这一条除了对最上层的一些大特务没有约束外，一般执行得还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军统内部竟拘禁了五六十名犯此禁条的男女特务。陈恭澍仗着功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居然瞒着戴笠结了婚，这就让戴老板感到不快了，隐隐起了疏淡嫌恶之意。

恰好汪精卫投敌案发，戴笠接到蒋介石密令，就立即想到了此人。此案的棘手，只有戴笠知道，已非常人所能想象，处理不好，是会有后患的。戴笠选中陈，既是让他戴罪立功，也算是一种惩罚。

陈恭澍一向相信他的直觉，每逢大事来临，他的手指都会不自觉地感到僵硬，但这并非是紧张的表现。

果然，傍晚时分，天津站的译电员给他送来了一份密码电报，时限等级为“十万火急”，报头上保密区分注明“亲译”，待译成明文，只寥寥数语：

“克日来港，××××××联络。”

这类没头没尾的指示陈恭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匆匆交待了善后，立即启程赴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已经与在那里等候的戴老板接上了头。

双方已经好几年未见面了，陈恭澍因违反“家法”，故而底气不壮，见了这位令人畏惧的上司，神色上已露出了几分畏缩。

戴笠显然心不在此，他淡然地与陈恭澍握握手，又继续想他的心思。

半晌，他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站在正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行了。”说完转身进了另一房间。

留在屋中的陈恭澍怔了一下，连忙去找王鲁翘打听详情。

王鲁翘，山东人氏，杭州警校毕业，原为戴笠贴身警卫。此人长得极帅，是一位白面郎君，然而心狠手辣不逊于任何职业杀手。他臂力过人，善使利斧，刚刚办完一个大案，千里追踪，捕杀当年刺杀汪精卫的主谋，连戴笠也为之头疼的恐怖人物王亚樵。

王鲁翘只简单告诉陈恭澍：

“去河内。”

不用说，这趟任务与不久前逃到河内的汪精卫有关了。聪明的陈恭澍不难猜出来。

戴笠在河内只待了两天，在他们一行人到来之前，另一军统成员方炳西已先期到达。他原是从比利时回国的留学生，被戴笠看中，罗致进军统。方炳西长袖善舞，擅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法属殖民地的河内是很有用处的。短短几天里，他已经做了许多布置，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佣人房间。戴笠一伙即下榻于此。后来，这里也成了刺汪工作的指挥部。

两天里，戴笠只和方炳西在一起，跑进跑出，显然，他对方更为信任。直至临别前，才向陈王二人交待任务。

他首先提示了汪精卫出逃重庆的经过概述，并特地带来一份去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的《艳电》剪报，让大家过目。唯独对汪叛逃前的内情只字不提。

“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他咽了一下唾沫，不满意刚才那番干巴巴的语言，目光犀利一转，集中到陈恭澍身上，语调严厉起来，带有阵阵杀伐之声：

“这是什么性质的任务，是什么人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诸位都是聪明人，明白得很，只许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哼，死后都要让你在阴府里哆嗦。”

陈恭澍心头泛起一阵寒意，他知道这些话是专为说给他听的。

为了缓和一下情绪，戴笠起身开了一瓶酒，在每人面前倒了一杯。在灯光照耀下，黄澄澄的煞是好看，陈恭澍接过来一尝，却是满口苦涩。“戴老板此次布置的任务，大概就像这杯苦酒一样。”这样联想着，皱着眉头强咽了下去。

“现在，我需要你们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我回重庆后，会随时给你们指示，要注意联络。”

说完，他又当面交待，这里的事由陈恭澍负责，但一般性事务由方炳西去办，不必陈分心。这就是说，方有单独行动的权力。

陈恭澍一怔，感觉到了戴笠对自己的不信任，方在这里，不是起了“监军”作用吗？他心头一阵委曲。

大概已察觉到了陈恭澍的不满，任务布置完毕，戴笠将他唤到另一房间。

早憋了一肚子话的陈恭澍不待戴笠开口，气呼呼地问：

“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两点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他对戴笠刚才的交待不满。

戴笠两眼瞪着他，并不回答。

陈恭澍有点心慌，语气和缓下来，建议从天津站调人，那些都是他的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用。

戴笠一口拒绝：

“太费时间了，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我看不必了。今后我会从重庆给你调人手的。”

连碰钉子的陈恭澍禁不住冒起了火，他虽然没有胆量拒绝这项任务，但要将这种态度表达出来。

“那么，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是否还回天津。”

戴笠的浓眉扭了起来，那张马脸拉得更长了，这句话惹起了他心中的积火。他没有回答陈恭澍的问题，反而责道：

“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里好气恼，这件事已过去几年，孩子都生了两个，却到现在还遭人敲打，戴老板也真是太能记“仇”了。

对方态度的不自然让戴笠止住了责骂，正在用人之际，也不便过于为难这位军统的干将，他费力地展出一丝笑容，转变语气安慰了几句，又回到当前的工作上。

他递给陈恭澍一张名片，交待说：

“这个人地位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妥，指定你和他单线联系。他可以给你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你行动线索。他不是军统人，对他要有礼貌，有分寸。”

炳西从另一间屋走了进来，提醒戴笠，香港的班机起飞时间快到了，他已经将车停在了门口。

这是戴笠在河内与陈恭澍的唯一一聚。

戴笠返回重庆后，果然如约增派了“河内工作”的人手，岑家焯、余乐醒二位联袂而行，经滇越路到达了河内。

岑家焯，黄埔三期生，是军统中的老资格，当陈恭澍还在南京“特务警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而主管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的郑介民。将他调至河内，协助陈恭澍，可见戴笠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而余乐醒则是军统中出名的技术专家，他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他长得高且瘦，双目如灯，凶光泛露，年纪不大，头发却花白，一枝香烟常在手，是个细心的人。临来之前，戴笠专门电示陈恭澍，指定余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对他的意见要特别重视。

至此，“河内工作”计划已增至5人，均为军统中能独当一面之干将，堪称一时之选。

至于戴笠临行前交待下的那个神秘人物，陈恭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连一丝边际也猜不出。据对方称，他原藉江苏无锡，曾在欧美留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可陈恭澍观察一阵，觉得此人除了脸上那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略有文化人特征外，却谈吐粗豪，身材五短茁壮，一点书卷气息也没有。

他对陈恭澍夸耀说：他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很有办法，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也颇有交情，还特别与法国藉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办酒会和舞会增进感情。他让陈恭澍称他徐先生，并介绍了另一位当地人物做向导。

这个人名叫魏春风，二十余岁，长得眉清目秀，机灵活泼。陈恭澍这个老牌特工，以为他年轻，竟差点看走了眼，未想到在今后的刺汪行动中，此人居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河内的几日里，陈恭澍手下一帮精兵强将，加上本地人协助，居然转悠了几天也未能查出汪精卫踪影，正暗自焦急之时，重庆方面派来的代表居然不费吹灰之力，按图索骥，敲响了汪精卫居所的大门。

原来，龙云虽然未能如汪精卫所愿，但他却关心着汪精卫的命运，他甚至后悔当初借路给他。亡羊补牢，他想为汪精卫寻一条生路。

因此，他去电蒋介石，为汪精卫求情。指出：“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建议蒋介石最好“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如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

龙云这封电报让蒋介石无法拒绝，谁都知道，在处理汪叛逃一事中，他蒋介石表现得最为宽大仁厚，屡次为汪求情，甚至不惜遭人非议猜测。如今汪精卫虽已发表《艳电》，但却与日本人没有进一步的勾结。

踌躇再三，蒋介石咬牙决定派出代表游说汪精卫。与汪斗了这么多年，对其心理性格已摸得十分清楚。以汪之虚荣、自尊，绝不会再回国内，遭人耻笑。亡命海外倒是十分有可能，这也是最让蒋介石担心的。于是干脆采取欲擒故纵之手段，主动劝其出国，汪只要有一语牢骚，应对失措，就可抓住把柄，堂堂正正置其于死地。

主意打定，他唤来了贵州谷氏三兄弟之一的谷正鼎，一番交待显得情义真诚，连这位昔日汪系人物也不禁为蒋介石之宽厚仁义大为感动。

谷正鼎并不知晓汪精卫的投敌行动。汪临行前，以往的亲信除陈公博外，概未通知，陈璧君担心地问：

“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罗网中，能不吃苦头吗？”

汪精卫十分有把握：

“不会，蒋介石乃当世之枭雄，我们走后，蒋还要重用他们，柔化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绝不会被害。我们现在已无暇自顾，通知他们，反而害了他们。”

果然，那些留在重庆的汪派人马，蒋介石一点也没难为他们，就连负责为汪精卫购买机票的交通部长彭学沛也只拘禁了几日就放回了。他的这种作法让这些人既宽心又感激，也更反衬出汪精卫为人凉薄的一面。从此以后，他们几乎全部改换门庭，被蒋介石收入囊中。谷正鼎因有两位哥哥援手更是青云直上，待到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时，已与他两位兄弟一道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委员行列，从而给谷家留下“一门三中委”的佳话。

正在彷徨中的汪精卫见谷正鼎来访，油然生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延至屋内，由陈璧君亲自奉茶招待。

一向对汪很尊敬的谷正鼎却面有不豫之色，汪精卫知道他心中的梗结，因而检讨说：

“汪某真愧对故人，这次甩袖而行，留下你们受委曲了。”

谷正鼎以沉默代替回答，尽管蒋介石对他们没有白眼，但同僚之间的冷言讽语岂好忍受，特别是平日之间，官场上互相倾轧，都因为自己跟错了人，平白添上让人做笑料的把柄。

所以，他觉得与汪精卫已没有什么旧情要叙了，脸色一正，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他摸索出一张支票和三张护照，护照上已填好姓名，分别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是由英国大使馆签发的，放在桌子上，原封不动地将蒋介石之意转达给汪精卫。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欧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沉吟着，指头不断敲打着茶几，内心举棋不定。

只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汪精卫已明显比离开重庆前显得衰老而憔悴。毕竟是改组派的旧人，谷正鼎泛起一股同情，他也不忍汪精卫就此毁灭了自己，口气已不自觉地缓和下来，完全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劝告：

“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关名节毁誉，汪先生应当三思而后行。和战问题并非不可以谈，但不能再有进一步的行动。留一点余地，今后还可以和蒋先生取得谅解。”

这最后一句话，触动了汪精卫的痛处，他心一酸，回顾他与蒋介石交往、斗争的历史。可以说已到了主客易势，强弱立判的地步。未想到这位堂堂的党国元勋，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孙中山遗嘱的执笔者，竟斗不过上海滩上一个流氓。谷正鼎劝他留一条路将来与蒋相互谅解，实际上那就是低头服输。

那股无名火又窜了上来，汪精卫冲动起来，他打断了谷正鼎的话：

“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话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可谨慎小心，蒋介石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可，如搞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说完，他将桌上的三张护照退还了谷正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