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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到河内，乘飞机大约需两个半小时，下午5时，汪精卫一伙已飞抵河内，他们没有进城，而是换车到距河内100公里的海滨，商讨今后的步骤。
汪精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快给高宗武发报，希望近卫能在12月22日之前发表谈话，以配合他此次行动。应汪精卫要求，12月22日，近卫如期发表了所谓第三次声明……
“啪”，汪精卫拍案而起，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几乎不能自持。
他翻出重光堂协定，叫来周佛海、陶希圣，连声责问：
“这如何解释？这如何解释？”
根据重光堂协定，日本方面“随着中国国内治安的恢复，两年以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只“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可是这一切，都在第三次近卫声明中变了样，将日军的驻兵地点抽象化，撤兵的时间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字里行间还留下了极大的勒索空间。蒋介石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长达九千字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讲演稿中，指明近卫声明，虽然“表面上空泛支离，而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又何尝看不清此点，他嘶哑地哀号着：
“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待，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一层汉奸的胞衣。”
周佛海居然冷笑起来，他打了一个极为下流的比喻：
“我们与日本人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既已上了他的圈套，就好像女人已经到了旅馆的卧室，那个男人已其欲逐逐不能自持……”陈璧君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呸了一声走了出去。
周佛海无耻地接着说下去：
“这时是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解带，罗襦既解，樊篱尽失，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无力地瘫倒在卧榻上，周佛海话虽然难听，却是事实，如今他还有什么资本可争。现在，他虽然没意识到蒋介石为他设下的陷阱，但日本人的欺骗已让他切身感受到了。
原来，近卫在22日发表声明前，特地唤来影佐，指着这份文件：
“很难办啊，由于是正式发表，我们需要陆军、海军、外务三个省的官员协商拟定，但最关键的是需经过参谋本部同意，那里新来了一个富永少将，很固执的人，难讲话哟。”
果然，在讨论时，富永对重光党协定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愤怒地以拳击桌，坚决反对将撤兵写进声明。
“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决定撤兵时间，这是一种不名誉的象征，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对不起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就是免我的职，也要绝对反对。”富永已完全以战胜国自居了。从内心里，近卫对富永也抱有同情，他干脆抱起了一床毛毯躲进房间睡了一觉，直至声明草案修改完毕和通过，他懒洋洋地打着呵欠，“这就样吧，帝国政府实在没有更好的礼物送给汪精卫了。”他脸上毫无失信的愧色。
“咱们也得给日本人一个交待吧。”
汪精卫无可奈何地卧榻上欠起身，让人拿来纸墨，写了一纸卖国文告，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是汪精卫政治生涯中一篇极重要的文字，所费心思确实不少，显示了汪精卫的写作技巧，极尽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集汉奸理论之大成。
如果把近卫第三次声明与《艳电》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汪精卫不仅为近卫声明涂指抹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并且把近卫声明中并没有的东西一厢情愿地加以附和，并对中国共产党恶意攻击。语言之谀媚，态度之卑屈，令人发指。
《艳电》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重庆方面随即展开了声讨。
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行动却表现了宽容。
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发表，虽明显与汪精卫逃出重庆相呼应，蒋介石立即撰文驳斥，但却对汪精卫无一字涉及。
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容。
但是，同情也遭来了误解。
1939年国民政府举行的元旦团拜会上，就有人当场质疑。
元旦举行团拜，这是国民政府的惯例，战时也是如此，只不过形式上略有变化。以前是大家围成了圆圈，相互一揖了事。而现在则排成两行，彼此行礼如仪，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团拜变成对拜了。
参加今天团拜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济济一堂，仪式进行后又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
蒋介石的调子继续压得很低，他主张对汪精卫的处分要轻，要给他留一条自新之路。很多常委都大惑不解，为何一向眦睚必报的蒋委员长今天心地如此宽广仁厚。
吴稚晖微微冷笑，蒋介石太用心机了。汪精卫叛国叛党，罪重若斯，势必不能置若罔闻，固然已不必蒋介石亲自火上烧油了，落得表现君子气量也。但过犹不及，表演过火，恐遭致误会的。
果然，对蒋介石素有不满的人已在底下低声骂道：
“分明是一出双簧，却惺惺作态。”
这决不是故作耸言，再完善的设计也有漏洞，许多人已经感觉到这一事件的蹊跷，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外交界都纷纷猜测事情的真相，有人就神秘兮兮地传言：“汪精卫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
这声音清晰地传到蒋介石耳中，但他却不为所动。
冯玉祥也大起疑心，他认为理由很明显：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亲自批准，汪精卫带着许多人乘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甚么任务，戴笠岂有不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诚如吴稚晖所料，已无须蒋介石亲自动手，与会者群情激愤，尽管他们的政治态度互相大有歧异，但大多数人对民族大义却分辨得十分清楚，林森、张继均拍案大怒，直呼“汉贼不两立！”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吴稚晖自告奋勇执笔起草决议文，他似乎忘了前不久在上清寺向汪精卫下跪的那一幕，刚才，他也是声讨汪精卫最激烈的人，简直是怒发冲冠，正气堂堂。胸中那一片黑暗被遮掩得无影无踪。
吴老夫子的文笔历来尖利刻薄有余，端庄稳重不足。但这篇决议文却写得凛然。文曰：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誉之报刊，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命，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电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从国民政府回到林园官邸，蒋介石的脸习惯性地保持着冷峻，唐纵忐忑不安地打量着，以为他仍为汪精卫的出逃而恼火。
唐纵怎能看透蒋介石的心机。委员长的心情今天是格外轻松，刚才宋美龄又为他念了由英国牛津大学各学院院长及教授联名写来的致敬函，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抗战。自然，对他这个委员长也没吝惜溢美之词，使他听了很受用。宋美龄离开后，他兴犹未尽，又来到那张硕大的红木办公桌后，握笔挥毫，记下了1939年元旦的日记：
“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除汪兆铭党籍案报发，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轻松之态，溢于言表。
蒋介石胜券在握，汪精卫却踌躇彷徨，伤心失意。
他失算了，对于形势的判断，他远不如蒋介石敏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登高一呼，四方景从。在重光堂协定中，他们甚至制定了武装反叛的计划。
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铸就了民族的灵魂，民族的脊梁。从历史上看，每逢生死存亡之际，这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心理积淀，思想积淀，必将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丹心碧血，熠熠生辉。抛个人小怨，全国家大义；毁一家之私，固民族之基，已成为行动之准绳，全民之价值观，忠奸不两立，汪精卫等一伙卖国求荣，岂有不遭抛弃鄙夷之命运。
所以蒋介石敢预言：
“这种伪组织，何尝能对我国抗战发生丝毫影响？”
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引起了千夫所指，反而在客观上统一了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战思想。过去，一些倾向和谈，具有投降主义倾向的人因有汪精卫这棵大树遮风，倒也敢鼓动口舌，招摇过市，如今却不敢惹犯众怒，被迫作噤若寒蝉状。
汪精卫寄予最大希望的龙云犹豫了，他借路于汪，原想保存汪这支力量，以牵制蒋介石，保全自己。现在若让他妄动刀兵，叛国作乱，则非所愿也。因此，汪去河内后，龙云也仅限于彼此通通书信而已。
闻此情况，蒋介石心有所忧，龙云经营云南多年，势力不可低估，一旦有所乱，如同后院起火，前景堪虑。因此，派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轻车简从，仗口中三寸不烂之舌，前往云南，充当说客。
刘健群侃侃而谈，口惹悬河，纵论天下大势。但他发现龙云对此不感兴趣，顿时打住话头。龙云是个很细心的人，仅以泛泛之论和口号一类的方式是打不动他的，意识到这一点，刘健群将话题扯到了关键处。
“龙主席，听人说你很佩服汪精卫，是不是？”
“是的。”龙云坦率地承认。
刘健群就此展开长论：
“龙主席认为汪是人才，并没有错，凡是追随国父的人物，几乎在南北各省都是不折不扣的头等人物。如蒋、如胡、如汪、如朱执信、陈英士、廖仲恺，如四川的戴季陶、杨沧白，湖北的居觉生，陕西的于右任、河北的张溥泉、山东的丁惟汾，哪一个不是出类拔萃之选呢？但个人的才情为一事，国家大事又为一事。论汪的才情，不单你佩服，我也佩服。我听过汪几次极平常无意义的讲演，不单词句精练，而且声容动作，无一不如初写黄庭，恰到妙处。至于他的文章诗词，更非我等所能望其项背。说他是个人才，谁也不会否认。但民族大义，千古是非，绝不可以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说到这里，刘健群观察龙云一番，见其果然集中了注意力，脸上尚无怫然不悦之色，乃鼓足勇气，单刀直入。
“时局到了今天，国家处境，艰危万状。你龙先生处境，亦系千难万难。恕我冒昧之至，敢为先生陈之。”
龙云颌首而允。
“龙先生你是何许人？靖国护法，无一次不是为国出力。北伐以后，你更是一直赞助中枢，从无反复。你的历史，是何等的光明纯洁。现在外寇入侵，若果你反而移兵退避，让出正面。天下将以你为何如人！汉奸之名，不胫而走。千夫所指，万口莫辩。无名混食的小人可以不在乎，你可以吗？”
望着沉默不语的龙云，刘健群辞锋越发锐利。
“况且纯就利害来说，日寇若入侵不胜，你便是千古的罪人。即使日寇胜利，政府更陷于苦境。以东北的经验而论，日寇对于云南，起码分割为四五省。别人做主席，还可以说是求荣。龙先生，到那时你做哪一省的主席恰当呢？”
刘健群引经据典，套用《三国》故事，直陈要害。
“昔三国时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号称百万。又举天子正朔，以伐东吴。东吴只有兵马数万人，论势不可敌，论理又可以说是降汉不降曹。所以江东文武，虽张昭顾命托孤之臣，亦多主降。独鲁肃苦谏孙权，谓：江东文武，皆可降曹，如鲁肃者，仍官不失州郡。而将军降曹，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骑。侯王既降，死路耳。于是孙权意决，才有赤壁之战。今天的敌人，不是百万必胜之师，而民族大义，又丝毫不容苟且。”
龙云欠身请教自处之道。
刘健君俨然羽扇纶巾，指点说：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依目下形势，龙主席当应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惜与敌人一战。幸而胜，你是民族的英雄。不幸而败，则收拾残余，退保昭通。以滇黔之地利，打三年五年的游击不成问题，胜负暂且不论，云南省流亡主席和地下游击总司令都非先生莫属。此策可算是胜亦胜，败亦胜，乃万全之计。”
这一席话直从晨7时谈到中午11时，龙云终于决定与汪精卫割绝关系，对中央政府不作贰心，整个抗战期间，云南都稳定如常，起到了战略后方的作用。
四川军队将领中，西康的刘文辉与汪精卫关系不错，过去二刘争川，蒋汪各助一方。但是，过去的争斗是兄弟阋墙，现在则是共同御侮，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刘文辉丝毫不犹豫地发出通电，以“汪言行逾范”，表示“率全省党政军民竭诚拥护中央对汪精卫的严峻处分”。
汪精卫与国内军事将领渊源最深者当数粤军张发奎了，汪也最对他寄予厚望。这是一支很有实力的部队，北伐时期，曾号称“铁军”，大革命时期，追随过汪精卫。但现在，张发奎早与他闹翻了，汪无自知之明，经常遗憾地讲，张发奎与他疏远，完全是个误会。
原来有一次，汪因事发怒，一个人在办公室龇牙裂嘴，恰巧张发奎寻他，推门而入，却见汪精卫满脸厌烦之色，于是当即掩门而去，从此割袍断交。
汪精卫大喊冤枉，原来他当时正背着门，对面的镜子将他这副尊容摄了进去，张发奎误把镜中人当做汪精卫本身了。
这件事也许是真，但张发奎与他反目却不是一时冲动，他早感觉汪为人生性凉薄，反复多变，不可深交。“镜子事件”不过是一剂催发药而已。
但是，汪精卫还幻想张发奎念及过去旧情与他一同趟浑水呢。
张发奎的通电绝了他的希望，称其《艳电》“谬论谬辞，为敌张目”，“阻挠抗战，淆乱是非”。甚至攘臂怒呼，要求对汪精卫“明正典型，以肃纪纲”。
亲者痛，仇者快。留在重庆的汪精卫一秘书也寄来信函，他告诉汪精卫，由于他的行为，让那些留在重庆的老部下，为之丧气，难以抬头，他责问汪精卫：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
（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如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期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迳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1927年，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无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相继沧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乱人耳目而已；
（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和责任所在，遂不暇计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亦然出此，果属如此。亦请明示。
汪精卫无言以答。
他近日已处于寝食难安状态，艳电的发表，使他昔日的“光彩”已黯淡无色，更令人踟蹰与彷徨的是，日本当局政潮的起伏。1939年1月4日，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近卫内阁宣布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因与影佐等人素无渊源，对前任所肇始的“和平运动”不感兴趣，汪顿失所依，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的感觉。他整日绕屋而思，心境极为悲观。
“在河内的这孤独的岁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陈璧君也泄了气，有一种遭人愚弄的感觉，望着汪精卫愁眉不展，她心里阵阵发疼，悄悄走出屋外，唤来陈春圃：
“日本人不负责任，把我们弄出来，放在这危机四伏的异乡撒手不管了。”
陈春圃也不满，诉着苦：
“是啊，安南是法国人的天下，对我们约束很严，侍卫们连一支枪都未带来。”
陈璧君大吃一惊，这样，他们的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她嘱咐侄儿，想办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蒋介石最怕这一手了。
假设汪精卫就此幡然悔悟，罢手不干，事情还未到不可救药之地步，从过去历史看，国民党内因党争激烈，派系复杂，开除某某党籍，恢复某某党籍，简直是家常便饭。汪精卫被逼走海外已不止一次，可卷土重来也不止一次。汪系人中现留在重庆的为数不少，基本力量都保存下来。今后时过境迁，难保他不会再兴风作浪。
蒋介石接受了以往的教训，这一次非将汪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公开场合上，蒋介石对汪精卫甚是宽大，以致让人产生诸多联想，或是认为宽大为怀，网开一面；或是认为姑息养奸，甚至是蒋汪合唱的一出“双簧”，殊不知，他已经做好了釜底抽薪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