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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很早就产生了纯时间和纯空间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表中，分析了时间和空间范畴，提出时间与空间本身加以界说。但是，在中国远古，时间与空间却被嫁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时空混同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
《礼记·月令》这一典籍，记述的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种人的思维横式和思想方法。东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春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南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夏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西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秋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北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冬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就是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式衍化出来的。“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吕氏春秋·孟春纪》）“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吕氏春秋·孟夏纪》）“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吕氏春秋·孟秋纪》）“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吕氏春秋·孟冬纪》）在这些篇章中，把时间作为主轴，附会上空间，再连结以人事，这样，远古人类的思维模式被描摹得活灵活现了。
促使原始人将时间与空间折叠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理解。太阳的年周期运行为人们提供了划分四季的尺度，而太阳的日周期运行又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方位尺度，原始先民将这些想当然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时空混同的观念，春天的太阳与初升的太阳相应，成为东方的象征；夏天的太阳与正午的烈日相应，成为南方的象征；秋天的太阳与傍晚的太阳相应，成为西方的象征；冬天的太阳同夜间转入昏暗地底的想象中的太阳相应，成为北方的象征。这样的时空观念，显然比之西方的把时空抽象成纯时间和纯空间要实在些，这也许影响了中国人日后的崇实风貌。
时空的混沌，又与色彩的混沌相焊接，使中国远古人类的时空观念更具东方特色。“色”是具体物质的抽象，这也是一种能力的反映。春天，草木繁盛，放眼望去，一片青绿色，这样，远古的人们以“青”来概括春。夏天，烈日炎炎，庄稼和野生植物都熟了，果实的金黄色充斥宇间，远古的人们以“赤”来概括夏。秋天，落木萧萧，群英凋谢；天宇间似乎多了一份空白，于是，远古的人们以“白”来概括秋。冬天，日短夜长，转眼间黑暗就笼罩了大地，远古的人们就以“黑”来概括冬。其实，四季运行过程中都是各色俱全的，只是某一季节某种色彩被造化特别的强化罢了，原始的先民能抓住某一季节的主色调加以联想，本身体现了人类比之其他生物的高明处。
后来的五行说，则是人类联想思维的更上一层楼了。由春季，东方，联想到“木”；由夏季，南方，联想到“火”；由秋季，西方，联想到“金”；由冬季，北方，联想到“水”；由四季，中央（中方），联想到“土”。原来是东、西、南、北四方，配以四季。现在是东、西、南、北、中五方，单个的四季之外又加一个全天候的“四季”，配以金、木、水、火、土，这样，我们远古人类的思维越来越完备了。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五行学说，不少是后人加工的，但毋庸置疑，其思想源头是在远古的。
当然，远古人类的时空观是朴素的，现在看来又是非科学的，它终究只是反映了原始人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恩格斯语），但是，正像不少专家指出的，从更深层看，它“是对太阳运动为基准的时空坐标的神秘表述”，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某种超前智慧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