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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