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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和平的号角终于吹响，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如果你看到1919年法国凡尔赛宫的情景，就会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
巴黎的1月，一如既往的寒冷。此刻，27个战胜国正在此地召开“和平会议”，然而和平会议并不和平，从一开始似乎就受这天气的影响，在对德问题上异常冷峻和僵持。
2月2日，召开第4次会议，法国的总理克里·孟梭首先步入会场，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克里·孟梭等大家坐定，才说：“诸位，此次希望我们能尽快拿出统一方案解决战败国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这番开场白，微微笑了一下，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果然不出所料，和前几次会议一样，先是一阵沉默，但马上就开始争论不休了。坐在克里·孟梭左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此次，他一反前几次的强硬态度，双眉紧锁，一言没发。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德国已经是战败国，德国政府发动战争，但德国人民并没有错，所以我反对过分压制德国。”日本代表说：“不行！德国这次发动战争，给各国都造成损失，如果不给予严重惩罚，谁能保证它下次不再犯？”。日本是帝国主义后起之秀，尽管地小人少，可也跻身在五大强国之列。它想借此机会重罚德国，能多捞一笔。它知道自己毕竟是“后起”，所以极力支持法国的主张。“赃”多才能多分嘛。克里·孟梭马上点头表示赞同，他自然清楚日本的意图。这对他有利，所以也乐意结成联盟。法国要求“严惩德国”，一个是为了报“法德战争”之仇，再一个就是法国早就想称霸欧洲，但资金不够，所以也想在德国身上多揩点油。克里·孟梭和日本代表很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一切都被威尔逊看在眼里。其实，巴黎和会的实权主要就掌握在英美法这三大帝国手中，其他国家都只是随声附和，只有涉及到本国利益时，才能说出些“新见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次会议就又这样不了了之了。
美驻法公馆。威尔逊站在窗前，想着这两年美国的外交手段。美国现在之所以高高在上，就是由于它财大气粗，而这“财大”还得归功于他威尔逊，在大战前期，美国是没想参战的，后来，威尔逊大展他商人出身的才能，开始下令美国与交战国发展贸易，军火、粮食换成了石油，美国一下捞肥了腰包，这气坏了德国，它给美国发出了无限制潜水艇照会，这时，大战也接近尾声了，威尔逊看到交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正是夺取世界霸权，捞取战利品的时机，因此就装成被逼从观众席上走下来的样子，暗暗窃喜地撕下伪装，对德宣战。所以，美国这才没受到战争的一点损害，但却成了战胜国。
威尔逊想到这，不禁面露得意之色。刚才法国克里·孟梭还来找他求支持票，可见他在国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要发展美国，控制世界！”威尔逊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严峻。
现在局面很清楚，英国是老牌帝国，它想保持世界霸权。因此，劳合·乔治不愿世界有什么大变化。坚决要求严惩德国，多分战利品，而这一点与日本一致。一想到日本，威尔逊不禁皱了皱眉头，这个异军突起的力量，决不可忽视，日本与美国一样，也是个“投机商”，一战期间，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欧洲和近东战争，美国在拉美市场又抽不出身来，于是日本乘机加强了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经济、政治力量显著增长。
威尔逊想到了上几回和日本对中国的交手。
威尔逊早看出中国是块肥肉，在1899年美就曾提出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美一直想控制中国，但日本已是严重威胁，所以在美对德宣战之际，又对各中立国发出通告，要求与美国保持一致。特别要求中国要和美国一起行动，以避免战后中国被日本控制。但美国又不希望中国直接参战，威尔逊老奸巨猾，他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对美国造成战争损失。
可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误解了美国国务院的意图，立即鼓动中国参战。中国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便在得到芮恩施的100万美元财政贷款和不损害国家独立、军事指挥、政权行使的保证后，向德国提出了抗议，并准备与之绝交。但是当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即电告中国政府：“即使美国、德国交战，中国也不要参战，应静候美国的决策。”而后，又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芮恩施援助中国的建议，它会使中国招致一向担忧的大祸，而美国将无力解救。”
美国这样的决策，用意是要让日本无机可乘。
日本原也不希望中国参战，怕中国参战，以后当了战胜国，就会向列强要求收回去一些国家权利。但它看到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以后，却又一反常态，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还分别与英、法、俄、意等国达成秘密协定，即日本支持中国参战，四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
日本得了这些国家的保证后，就下决心把中国从美国手里再拉回到自己这一边来。它的办法就是向中国的北洋政府贷款送钱。这是它对那些军人政权屡试不爽的妙招。
果然，段祺瑞得了日本方面送去的500万日元的贷款后，就下决心不顾美国的反对，要与德国绝交了。
美国方面得知日本拉拢段祺瑞参战的目的是在于控制中国抵制美国，便又去劝说总统黎元洪抵制参战活动，以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进行抗争。
果然，为了要不要与德国交战这桩事，一个总统黎元洪，自称掌握着民众呼声，以国会为后盾；另一个是手里握着兵权，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呼风唤雨，半点不把民众国会放在眼里的段祺瑞国务总理，就开始争执起来。
争得不解气，就开始动手。还没跟别国宣战呢，倒在自己国内先打起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说白了也就是“美日之争”。
1917年5月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对德宣战，8日，众议院审查时不予通过：黎元洪以国会未予通过为借口，拒绝在对德绝交的电稿上签字。
段祺瑞闻讯大怒，一面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成立督军团，威压国会；另一方面唆使军警雇用流氓包围国会，殴辱议员，胁迫通过参战案。
黎元洪以美国为后盾，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兵权在握的段祺瑞则通电全国，煽动督军团倒黎。皖、奉、鲁、豫、闽、浙、陕、直隶等8省督军相继宣布脱离中央“独立”。
乱子越闹越大。皖督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赶走了黎元洪，解散国会，又将清帝溥仪重新扶上皇帝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张勋，字绍轩，前清时任奉天巡防营翼长、江南提督会办长江防务、钦差江防大臣等；民国后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
那张勋闹进京城原是秉承了段祺瑞的旨意，但段看倒黎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借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一片声讨中，又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了“讨逆军”，去讨伐张勋。
打垮了张勋后，段祺瑞便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把冯国璋拉为代总统，而段自己则又任了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
经过一番真正的交战之后，亲日的段祺瑞终于如愿以偿地可以向德国宣战，参加世界大战了。但事实上中国所谓的参战，只不过是派出一些劳工去帮着盟国挖挖壕沟而已。
段祺瑞等中国军阀的想法还是为了从列强手里得到一些作为赏识的钱。而用这些钱购买军火，用于跟异己队伍打真正的流血死人的仗。
但他却没想到，日本人的钱也不是好花的。他以为得了便宜时，也就是被别人骗了去的时候。“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以后日本再要他指西，他也不敢打东了。
美国很清楚段祺瑞政府急切地对德宣战的动机，也知道是日本在背后搞的鬼。但美国这时为了维持远东和在华的利益，害怕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把中国一步步地拉到它那边去。
美国和日本在那几年为了争得中国北洋政府的好感，拼命在贷款上下功夫，美国从1916年开始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一年中，一共给了中国政府4笔借款，金额达2600多万美元。
美国的这一举动，使日本惊恐不安，称这一年为“美国贷款年”，并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和破坏。但此时日本政府手中无钱，也只能干瞪眼。
到了1917年，日本经济开始好转，就想法对中国财政进行控制，自1917年至1918年，共向中国贷款80多笔，金额达4亿多日元。还有许多秘密借款不算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借四国银行协定即将到期的时机，积极筹划成立以美国为首的新的银行团，把一切贷款取得的权力归银行团所有，来打击日本独占的局面，以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取代日本在中国的霸权。
在和日本的争夺战中，美国政府总是不敢很硬气，它还是怕跟日本交恶，会引起战争。美国人怕跟日本人打仗这一虚弱心理，被日本摸着了，所以它敢在中国问题上一步步地逼着美国往后退。
而此时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只能在经济实力上做文章、下功夫，真正硬起来，就又害怕日本了。
所以，当日本在向中国贷款的问题上自作主张地走得很远时，美国政府无法可想，只能主动缓解矛盾，于1917年5月提出要日本派出特使，就保证中国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完整问题进行协商。
日本也寻找机会同美国就对中国的“特殊利益”取得美国的承认，所以，美国一发出和解的信号，它即表示同意，并于6月13日，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以“感谢参战”为名，前往美国进行谈判。
石井代表团到达美国时，受到美国方面的热烈欢迎。9月6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前外相石井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坚持“只要美国不妨碍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就无意妨碍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而美国提议两国共同宣告取消在中国一切势力范围，重申“门户开放”。
日本对取消在华的势力坚决反对，对于重申“门户开放”，就要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为条件。美国声称愿意适当满足日本的要求。
美国和日本在谈判桌上的争斗，都是以牺牲中国为前提的，所以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曾经要求在谈判中直接涉及到中国时，应同中国政府充分协商。但是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只是向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保证，美国“不会损害中国以利日本”的。
然而，经过讨价还价的争吵，在日本的威逼下，美国还是把中国利益损害了。美日两国于11月2日交换了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信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争夺中国所达成的《蓝辛——石井协定》。
这个协定完全是背着中国提出来的，起码也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破坏。而事后蓝辛还自我感觉良好地对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说，这个协定确实对中国有利。并一再表示在谈判中，他始终是想着中国利益的。
但事实上，蓝辛在谈判中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认为是日本人口压力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表示对此很理解。
对于这个协定的签订，日美双方都欢呼胜利，日本称这个协定是“几代人以来远东外交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性成就”。而美国也声明说：“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政策是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并认为“在进一步保护中国主权方面，以往条约没有超过它的”。
总的来说，日本和美国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威尔逊眯起眼睛，看着夜空，“绝不能让日本发展起来，要想尽办法压制它。”
而此时，夜阑秉烛的还不只是美公馆，大家都各揣心事，但相同的一点就是，中国这战胜国已被各帝国划分到它们要争夺的“赃”里了。
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虽然有点歪打正着的意味，但这毕竟跨进了胜利者的行列，不管怎么说，战胜国总比战败国要威风得多。当然中国并不知道巴黎和会的阴谋，此时，各大城市正张灯结彩，庆祝胜利。
1918年11月28日，天刚朦朦亮，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站满了人。此时的晨风虽不透彻肌骨，却也冷飕袭人。人们缩着脖、袖着手，在一片唏嘘声中期待着。人群中有两个老北京在唠喀：“老哥，听说咱们打赢了！”
“可不呗，你没见德国人克林德的牌坊已从东四牌楼迁到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了？你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战乱中死了这么个德国公使，却让清政府给立牌坊，真是耻辱啊！现在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今儿徐大总统要阅兵庆贺，值！”
阅兵？
原来，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以协约国战胜而告终。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虽未派一兵一卒赴欧洲作战，但曾派出了20多万华工到战争前线及英法俄等国充当军役，所以理所当然是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徐世昌更喜之不尽，决定在紫禁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示庆贺。
徐世昌也极为乐观。早在担任东三省总督时，他就洞察出：“今之欲吞并我国者，曰日；维持我国者，曰美。”所以他主张联美拒日，“以夷制夷”。如今正赶上欧战胜利和美国倡导巴黎和会，他认为实现“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时机到来了。他想通过巴黎和会，利用美英压制日本，收回日本在中国攫取的一切非法权益，同时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恢复中国的独立自主，使中国站起身来与他国有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发言权。
北京大学里，也是一片欢腾景象，北京政府下令放假三天，所以，校园里挤满了喜形于色的学生，笑声、叫声随处可闻，大学门前，围着一群人，里面一个留着平头，穿长衫的学生正在进行演讲。他在称赞着在外国的“华工”。他说：“我们的胜利，华工做出了巨大贡献，别看他们人数少，但世界几十万华工，聚在一起就能形成大力量，比如十五万华工，在我们本土上时，丝毫无足轻重，而且常被官僚派所贱视，但他们赴身于欧洲战场时，竟然帮助协约国获得最后胜利。我认为，华工的功劳实在不在协约国之下呀！……”
围观的人群中，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略微瘦削的身材，留着两撇胡子，目光炯炯，看上去很有学者风范，他就是李大钊，生于1889年，河北乐亭人，字守常。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这时，李大钊听到后面有人说道：“以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李大钊一回头，正好两人的眼神碰个正着，他马上打招呼说：“原来是蔡校长，你好啊！”蔡元培也看到了李大钊，含笑点头后，两人走出人群。
“守常，你对这欧战胜利有什么看法？”蔡元培问，李大钊沉默了一会才很郑重地说：“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光荣，并不值得庆贺。”蔡元培点着头，很佩服地说：“守常，你可真行啊，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学生们是太单纯了。我也觉得欧战胜利，中国的前途并不可观，听说这次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是顾维钧、王正廷和陆征祥，前两次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代表都是他，中国能否以战胜国的平等名义找回失去的权利，还真值得人忧虑呀！”
留法归国不久的蔡元培的忧虑不无道理。蔡元培生于1868年，浙江绍兴人。1907年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1913年又赴法考察教育，1916年冬回任北京大学校长，眼界当然宽广，见识自然深刻。从清嘉庆之后，中国国力就每况愈下，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尊严丧尽，而且经济、政治也几乎全被外国列强控制。中国尽管庞然，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块摆在盘子里的肉，有谁会费尽心机追查这肉的始祖是虫还是龙呢？
幸而，李大钊、蔡元培等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把欧战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了。李、蔡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决定把陈独秀找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独秀对此很乐观，他说：“你们是杞人忧天了吧，中国是软弱些，但别忘了有美国呢，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你们都知道，那是正大光明的，我认为他可算得上世界上第一好人呢。”对于陈独秀的话，李大钊不置可否，蔡元培有些忍不住，反驳道：“如果美国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中国的保护神，那它为什么又与日本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这只能说明在涉及到美国自身利益时，它是不会为咱们说话的。”陈独秀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说：“不要把一切想得太黑暗，这是国际会议，公理是能战胜强权的。”李大钊一看两人有些说僵，马上打圆场说：“独秀，别急嘛，我们都是为国家着想。”看陈独秀脸色缓和了一些，才又说道：“美国的话也不可全信，它最是见利忘义的，英、法、美、日，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都国力相当，我看美国未必会冒风险来帮中国。”“怎么你也这么想？”陈独秀有些惊讶。“不可不防嘛！”李大钊打着哈哈说。接着三人又说了一些报刊、庆祝等的消息，陈独秀推说有事，就告辞了。
李大钊看蔡元培有些气闷，说：“校长，你不用着急，我最了解陈独秀这个人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谊是在新文化远动时结下的。有李大钊的呐喊助威，才有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的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现。二人共同奋斗，发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旧文学。由于共创事业，李、陈才有了惺惺相惜之情。“陈独秀是有时很固执、自负，但他很明事理，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李大钊与蔡元培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以国内声势支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回属于中国的权益。
第二天，李大钊在天安门门前发表演说，围观的有学生、市民很多人，他说：“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他的这番开场白马上赢得一片喝采声，李大钊接着说：“既然是人民的胜利，政府就应该为人民争回属于人民的权益，在一战中，相对来说，我们出的力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只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巴黎和会既然摆出了要讲‘公理’，那就应该请它来主持公道！”
李大钊的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一时间，各地都向政府传来要求收回权益的声浪。
为了充分准备参加巴黎和会，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周自齐、靳云鹏、王宠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议成立外交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为总统、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政策、方针、措施的建议，并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陆征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连同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委员，组织了一个52人的中国代表团。该代表团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批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历史和人际关系。就拿全权代表来说，施肇基博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顾维钧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王正延博士则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魏宸组早年也曾留学法国。单以陆征祥来说，就可看出，徐世昌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