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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接受了夏、商两代末期官员无德亡国的教训，强调选拔官员时要以德行优、尊艺法、知技艺为标准，选用司法官员及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更要严格地反复推选和考察。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周朝终于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职官选拔制度，并产生了第一部行政吏典《周官》。周朝选拔官吏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起来，有如下要点：
在中央政府，主持选拔官吏的最高首长是大司徒，其职能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兴，就是推举或推荐；宾，是以乡饮之礼款待选举的官员。此外，还规定：以大典而设立的各部首长都有按照各部需求及国家标准选用官吏的职责。这样，官吏的选拔便作为政府官员的首要职责之一用官典加以确定，并付诸实行。
选拔官员的程序一般定为四阶：“乡老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土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官论才，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才而用之。”这便是选士、俊士、造士与进士4个层次的逐级选拔以及最后确定是否任用的程序。可以这样认为：在升学之后做俊士，就是取得了人仕的最初资格；然后接受大乐正的教育，经过培养可晋升为造士；然后再提交给司马，由司马教育和考察，作出最后定论，这就达到进士之阶（此处的“进士”一语，不同于科举的进士科）。只有经过司马论定才可授官。这一程序周期一般要经过3年才能完成，正如《地官·司徒》所说：“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最后，在举行选拔大典中确定对贤者、能者的选任。这一程序既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又有具体官吏的管辖，已初步具备了国家选择文官酌法定要件。
据《通志》载：“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二日六行，三日六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
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凡具备这些标准者，在三年大比时被推举出来，作为贤能者奉献给王，此之谓“使民兴贤，人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所谓“人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所谓“出使长之”，就是用作伍长。这种推举制度经过吏典《周官》的规定，即形成为选拔行政官吏的法定标准。
周朝还十分重视对司法官员的选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法的对象是生活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各个阶层的臣民、特别是夏商的后裔，法律的实施是否准确公平，关系到新建政权的存亡与前途，因此在选择执法者时必须严格把关。当时，周公旦就反复告诫说：“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又说：“今往何监（鉴）？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他明确提出了选择司法人员要遵循“有德惟刑”和“哲人惟刑”的两大标准。如果说六德、六行、六艺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基本标准，那么这里的“德”与刑、“哲”与刑就是对选拔掌握国家命运的最高层次的官员的特别规定。这既是德才兼备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是两周时代选拔官吏走向制度化的重要开端。
周代的官吏选拔，最初由乡举里选产生士，即从秀士到进士的5个阶层，再由大司马进行全面考核，然后决定正式授官。大司马所考察的内容有三：一德行；二知识；三言语。凡三条都具备者授官，具备其一或其二并不都录用。司马本是武职官员，他主持辨才，是以武官身份负责一般政府官员的选举与考察。这样，武职和文职的选拔逐渐由专一的武选走向文武双选，由单一的讲射弓、比武、论艺走向辨别其治政才能。至此，选官制度从最初的乡举里选过渡到具有一定选拔程序和考选标准的因才授职阶段，使乡举里选制度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综观周朝的职官选拔，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其一，它在夏商三宅三俊法基础上，注重治事官、理民官和执法官的选拔，强调道德学问和治政才能并重，初步由单一的武职技艺转向治国才能的全面考核，从而确立了才德并重的基本标准。
其二，周朝选士与授官程序的分立，可视为是建立文官考选制度的尝试。选士从通过4个层次的反复试验考察到最后完成辨才的程序，才获得一种资格的认定，而取得这一资格的前提是必须通过正规的教育，即孟子所谓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每当通过这种乡学的结业考试后，要推举于君，乡大夫便为之举行“乡饮酒礼”送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固定制度，这正是科举制度中乡试的滥觞。
其三，周朝在职官选任时考核才德的规定，把积学敦品作为一种荣誉灌输于有志仕途者的人生观中，开创了学而优则仕的先例。这对于选拔国家的优秀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周选士举官系统
应当看到，奴隶制社会的选举对象仅限于士以下的初级官吏，而不包括大夫以上的世官。这样乡举里选的意义也就仅限于地方基层，对占统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则毫无触及，但它毕竟确立了才德并重的选官标准，对于选拔优秀人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