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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上书拜官”，就是毛遂自荐。它是由自荐上书并得到皇帝赏识，从而获得官职的一种方式。
上书拜官肇始于春秋。春秋时期，士阶层异常活跃，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政治主张竞相奔走，在游说自荐和他人荐举的同时，常常通过上书来表达自己参与政治的愿望。一些当政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也竞相养土。自荐与招贤在竞争的社会气氛中有机地结合起来。《说苑》载：晋献公时，“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召见，“三日与语无复忧，乃立以为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孙武以兵法13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由此我们说，在春秋时期，上书拜官制度在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日渐破坏的同时应运而生了。
文官服饰俑
战国以来，上书拜官日成风尚。苏秦、申不害、张仪、公孙鞅、范雎、尉缭、李斯等皆以上书或游说而拜官。由秦及汉，随着统一政体的形成，上书拜官之制日臻完备并迅速发展。特别是汉代，上书拜官已经成为选官的一种重要形式。
汉代把这种仕进的方式叫“自炫鬻”。颜师古注“炫”曰“行卖也”，注“鬻”曰“亦卖也”；也有的人习惯直称为“上书求官”。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得以千数”。西汉末的梅福也曾指出：“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行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当时自炫鬻风气之盛。扬雄曾言自炫鬻者“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倒颇符合实际情况。
汉代的上书拜官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其发展轨迹大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
汉武帝以前为上书拜官制度的逐步完备时期。西汉建立之初，机构简当，门禁不止，吏民多面见皇帝陈述己见。据《史记·刘敬传》载：汉五年，齐人娄敬“愿见上言便事”，以首言都关中被赐为刘姓，拜为郎中，号“奉春君”。汉六年，楚王信谋反，高祖伪游云梦，计擒楚王信。有田肯者建言“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高祖称善，赐金500斤。至高祖后期及文景时期，随着一尊之局的形成，吏民面陈已非易事，只好用上书的形式自荐。《史记·张苍传》：“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史记·晁错传》：晁错“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才，迁为中大夫”。上述公孙臣、晁错皆因上书言事而拜官。由此我们说，在高祖后期及文景时期，吏民面陈已鲜见，上书言事成为自荐求仕的重要方式，朝廷也对所言可采者拜以官职，上书拜官制度已经确立并逐渐走向完备。
汉武帝时期是上书拜官制度的隆兴时期。武帝欲文治武功，积极鼓励吏民上书言政，其时上书自荐者达千人之多。《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汉武帝也不厌其烦，亲自审读吏民上书，从中选拔了不少人才。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
“（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募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事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
“终军，年十八……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武帝时期上书拜官者较以前增多，而且多拜为郎官。郎官为皇帝的近侍，也就是说上书拜官者多为皇帝左右亲信。《汉书·严助传》：“武蒂擢严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述左右之臣，多因上书而拜官。
武帝以后，自炫鬻一途逐步走向衰落，但作为一种仕进方式，并未绝迹。《汉书·萧望之传》云：“上（指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此足见当时尚有武帝时之遗风。《汉书·贾捐之传》载、元帝初即位时，贾谊曾孙贾捐之“上书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汉书·息夫躬传》也载，哀帝之初，“息夫躬上书，召待诏”。这是自炫鬻的两起典型实例。但是，昭宣之时，有很多自炫鬻者并未拜官，有的甚至因上书而获罪。宣帝于元康二年夏五月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名，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说明吏民上书获罪已非个别现象。成帝以后，外戚王氏干政，以强权压制言论，吏民上书“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上书拜官已徒具形式。东汉时期，上书拜官作为一项制度依然存在。例如：耿秉“以父任为郎，数上书言兵事”，拜谒者仆射；葛龚“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但是，上书者多为现任官吏，他们因上书而得到升迁。与西汉相比，平民上书者较多。特别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言路堵塞，仕途为大族所垄断，上书求官已非易事，而言之不慎又可能获罪，上书求官被视为畏途，上书拜官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吏民上书的程序，一般是亲至京师，至公车投递，是谓“诣阙上书”。例如：《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汉书·终军传》载，终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后汉书·襄楷传》载，襄楷“自家诣阙上疏”。之所以亲至京师上书，主要是便于天子召见，增加拜官机遇。
吏民诣阙上书，由公车司马负责向皇帝传递。《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宫仪》曰：“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曰：“公车令属卫尉，上书者所诣也。”《后汉书·百官志》载：“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
除诣阙上书之外，也有个别径由内官或宠臣将上书传递给天子者。武帝时齐人公孙卿有《札书》，欲通过武帝近臣所忠传递给天子，“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言”，婉言拒绝。公孙卿又“因嬖人奏之，上大说”。此所言“嬖人”，便充当了传递上书的角色。远离京师者，也有拜托上京使臣代为传递上书者。成帝时，九江寿春人梅福“数因县道上言变事”。师古注曰：“附县道之使而奏对也。”
皇帝接到吏民上书后，常常亲自审阅，遇到疑问则随时向大臣询问评判或派使调查详询。《史记·封禅书》载：文帝时鱼人公孙臣上书言终始五德之事，文帝询问大臣，丞相张苍以为非。《史记·河渠书》载：武帝时“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武帝询问御史大夫张汤，张汤做了调查以后，认为该上书合理，建议武帝采纳，武帝才“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
随着上书制度的发展，上书者日众，事分巨细，皇帝一人实难一一处理，便委任责成，设置官员协助皇帝处理上书，有价值者才转交皇帝亲裁，其言不善则留而不报。《汉书·魏相传》载：“故事，诸上书者皆二封，署其一日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不奏。”《汉书·杜延年传》载：“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汉书·萧望之传》载：“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由此可见，设置专人初审吏民上书已成制度。
《颜氏家训·省事篇》依据汉代上书的具体内容，将其分为4种类型：“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诉讼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汉武帝对于自炫鬻者基本上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史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像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徐乐、严安、终军等一批对西汉文治武功做出贡献的人，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炫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