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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即“宾客”。对任何一个诸侯国来说，凡外来者，从广义上看，均为“客”。《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杜预《集解》对客的解释是：“为上宾。”襄公二十七年《集解》道：“一座所尊。”《史记·张丞相列传》解释道：“为帐下宾客，不掌官。”客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新兴阶层“士”的崛起密不可分的。游士四处游说，各国视为座上宾客，又被称为“食客”。这些食客的特点是：“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从《史记·孟尝君列传》得知：当时的客是分等级的，其中最尊贵的称为“上客”。上客经常被诸侯们拜为卿，称为“客卿”。这种选官制度，就是“客卿制度”。
孟尝君像
秦以客出仕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形式，即先拜为客卿，然后再予升迁。由于这一形式存在由客拜客卿的环节，故我们把它特称为“客卿制度”。显而易见，客卿制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客卿”。
那么，何谓“客卿”呢？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指出：“客卿乃一特定的官名，专为位置某种诸侯之人来仕于秦者而设……此狭义之客卿。至于广义之客卿，则不限于有无拜为客卿之事实，举凡诸侯人之不产于秦而来仕于秦者，皆得名之日客卿。”马先生的诠释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但对官名何以用“客卿”称之，这层意思似还没有说出。大家知道，周制规定，凡天子、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均称为“卿”。然而，有些特殊官职虽不在卿之数，却居卿之列，如《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杜预《集解》云：“日官，天子掌历者，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故言居卿也。”春秋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谓日“散位从卿者”。秦及其他诸侯国客卿之设，亦即采取这种方法。对此，《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曾作过说明，谓：“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我们认为，这应是关于客卿较完整的解释。
另外，有必要再说一下“客卿”与“客”两个概念的区别。先秦时，卿乃官爵称谓，客卿之称包含了“卿”字，其必然指官爵无疑。而战国时的“客”，仅为“宾客”之意，其位尊者也不过称为“上客”而已。显然，客卿与客之间不能画等号。这里，客是属概念，客卿是种概念。客卿只是客当中入仕居客卿官位的那一小部分人，而客却包含了客卿。就秦以客出仕的两种形式而论，第一种形式既然没有拜客卿的环节，故以这种形式人仕的“客”就不存在“名之曰客卿”的问题。事实上，迄今所见到的有关秦客卿的材料，似乎也只有“狭义”的客卿，而不存在“广义”的客卿。
搞清了客卿的定义，客卿制度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很明显，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客卿之制就是拜“客”为“客卿”的制度。据徐复的《秦会要订补》统计，秦之客卿今可考者共有9人，见如下秦客卿表：
通过分析上面的秦客卿表，首先可以看到的一点是关于秦推行客卿制度的时间问题。《商君书·境内》记云：“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国外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商鞅变法规定的军功爵制的第十级即客卿。这种看法固然有可商榷之处，但把客卿的出现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告诉我们：秦推行客卿制度的时间绝不会在商鞅变法以前。从上列的秦客卿表可知：今可考秦客卿最早为惠王时的，最晚为始皇统一前的。这段时间（前337～前221），正值商鞅变法以后，其中又以昭王时期（前306～前251）最为突出（9位客卿中7位都是此时的）。由此完全可以肯定，秦推行客卿制度，是在商鞅变法之后至统一前这段时间。
分析上面的秦客卿表，还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下的入仕过程要比以客出仕的第一种形式复杂得多。从以第一种形式入仕的商鞅的典型事例可知，他仅仅通过4次与秦孝公的谈话（前2次均失败，后2次才取得成功），便由普通宾客一跃而为主持国政的要员。从客卿表所列诸客卿的情况来看，就不全然如此。尽管他们入仕的第一步由客而拜客卿，每每也只需与国君一席话谈得投机便可立获，但拜客卿后，一般还要率兵征战，经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然后方能升迁拜为正卿或相。例如：张仪、范雎等人拜客卿后，都是历时数载，立下以军功为主的功劳之后，才得以拜相的。这种做法，完全体现了商鞅变法所制定的“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原则，与《商君书·境内》关于客卿拜正卿的规定亦基本吻合。可见客卿制度下的入仕，不仅含有以客出仕第一种形式的特点，而且还含有军功授官爵制度的特点。惟其如此，客卿制度对于人才的选拔才比单纯的以客出仕（即以客出仕的第一种形式）更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客卿制度是以客出仕的规范化发展。